導 讀
本文以代表性的相關研究成果為例，對內參起源、創設與演進，內參種類及其“家族”，以及國家領導人對內參的認識與發展等略作梳理和介紹，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華社調研時，來到負責采編內參稿件的參編部。聽取匯報后，他以親身經歷說明“內參工作非常重要”：自己在地方工作時就比較重視，到中央工作后尤其重視，并鼓勵大家再接再厲，以高度責任心和使命感辦好內參。[1]這里提到的內參工作，就是醞釀于1949年前、正式初創于1953年、此后延續至今的中國特色內部參考信息傳播機制。
作為一種特殊的信息傳播載體和工作機制，內參渠道是中國新聞傳播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策決策、民意上達等政治傳播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2]但有關內參傳播的既有文獻大多屬于業務介紹性質，真正進入學術脈絡的研究性成果尚不多見。[3]本文以代表性的領軍人物尹韻公教授的相關成果為例，對內參傳播研究的相關發現與典型觀點略作歸納性介紹。
內參的起源、創設與演進
作為當代中國信息傳播獨特現象與治國理政重要手段的內參，是指一種具有參考性質的內部信息傳播載體及其工作機制。這是中國新聞傳播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黨和政府體察民情、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其讀者群主要是黨政軍領導層，雖然傳播范圍小，能量卻很大?？梢哉f，要了解中國政治運行，特別是領導人的思想關注、政治考慮和領導風范等，不可不知內參機制。[4]
和公開的新聞報道一樣，內參渠道也是黨報體制的一部分。群眾辦報，保證了信息傳播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雙向流通，既有宣傳，也有信息；既有教育，也有反饋，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體制。1949年以后，編輯部普遍設置“群工部”，正是“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思想的生動體現，也是中西傳媒重大不同之所在。作為國家通訊社的新華社，也設有近似群工部的內參部。群工機制和內參機制由此成為黨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和治國理政的重要窗口和決策參考。
從目前材料看，內參渠道的信息傳播較早始于江西中央蘇區。當時成立了紅色中華通訊社，其工作之一即為抄收國民黨中央社和其他電臺播發的消息，編成《無線電材料》，供蘇區中央局等決策參考。這種內參雛形后來相繼以《無線電日訊》《每日電訊》等形式油印內部發行。長征到達陜北后，又改名為《今日新聞》。1942年12月1日，由新華社和解放日報合編的《今日新聞》再次改名為《參考消息》，并在延安發行創刊號。
除了這種以搜集國內外通訊社發布的消息為主的內參，另一種以反映根據地民意和輿情為主的內參也誕生了。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新華社應供給各種資料的指示。這些資料包括地方性的文件（如條例、命令、指示信、社論等或其摘要），以及某些不宜公開發表的重要情況等。[5]這是第一份關于內參工作的明確文件，在中共新聞傳播史特別是內部參考信息傳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1949年9月22日，《內部參考》在北京正式創刊。這也意味著內參傳播機制初步形成。1953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新華社記者采寫內部參考資料的規定》。[6]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關于內參工作的文件，也是內參信息傳播史上第二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
內參的種類及兩大“家族”
內部參考信息形態豐富，種類多樣。與以反映國外動態為主的《參考消息》不同，群眾來信、各部門和各地區內參，媒體內參等共同構建了以反映國內問題為主的內參機制框架。這三條內參渠道，使得豐富而有價值的基層信息有機會直達中央決策層，進而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依據。
七十多年來，媒體類內參已逐漸發展成為具有品牌效應的系列產品，具體可分為兩大家族，即“參考”家族和“內參”家族。
先看“參考”家族。1953年3月，新華社將《參考消息》一分為二，分別以原名和《參考資料》為名印出；前者篇幅少而簡，后者篇幅多而雜，即黨內著名的“大參考”。當時兩者均屬秘密級別，發行量很小。1956年12月，訂閱范圍由黨內外高級領導干部擴大到縣委及以上或相當于他們的黨內外干部，比如高校教師、中學校長等，發行量大增。1957年3月1日，《參考消息》由刊物型改為報紙型，每天一期，4開4版，兩萬字左右，從而變成日報。而《參考資料》則繼續保持刊物型，也沒有擴大訂閱范圍。1985年1月2日，經中宣部同意，《參考消息》取消了報頭下的“內部刊物，注意保存”8個字；1998年1月1日，又取消了自1988年1月2日置于報頭下的“內部發行”4個字?！秴⒖枷ⅰ肪瓦@樣逐漸褪去內參色彩，脫離內參范疇，真正成了報紙。而《參考資料》依然保留著內參性質，繼續作為一個品種而存在。
再說“內參”家族。1953年以來，在毛澤東的倡導下，不但新華社首先辦起了內參，各級報紙也相繼創辦了自家的內參；并且從中央到地方，一些黨政機關也陸續創辦內參。其中，新華社內參樣式和品種最多。最重要的如：《國內動態清樣(附頁)》，屬絕密級別，專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或相當級別干部審閱，其內容一般為反映重大和特殊事件及其動態，不定期印出；《國內動態清樣》，屬絕密級別，專供省部級或相當級別干部審閱，其內容主要為反映重要事件、重要動態、重要反饋、重要建議、重要判斷等，每天印出。這兩種是當代內參系列里層級最高、也最權威的內部刊物。
1965-1978年的內參
從已經公開發行的文集、年譜、傳記、回憶錄等來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非常重視內參。他們不僅閱讀內參，還通過批示內參來推動工作，以此作為治黨治國治軍的有效途徑。
結合本土傳統與革命需要，毛澤東創造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中國化，特別是創建了新聞傳媒的內參機制。他不僅是內參機制的創辦者，還是推動者和踐行者，并以其作為治黨治國治軍的重要抓手，成為掌控八方信息、密切聯系群眾的重要渠道。由此形成的傳播思想、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已被實踐證明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至今仍然顯示著強大的生命力。[7]
從1965年11月到1976年9月8日，這十年間毛澤東閱讀和批示過的內參不下30余種。從一定角度看，這也揭示了其主政心態、人事判斷，反映出政壇動向和國內趨勢。這一時期毛澤東批閱的內參，大致可分為幾類：一是媒體內參，即媒體報送的內參；二是中辦系統內參，即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文革”小組報送的內參；三是部門內參，即中央各部門報送的內參；四是軍隊系統內參， 即軍委辦公廳及各軍種報送的內參；五是通過私人渠道反映的國計民生信息。瀏覽這些內參批示，可以發現其具有以下特點：其一，內參的形態有穩定的，也有變動的。無論穩定與否，這些內參都起過自己的作用，或大或小。其二，這些內參批示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研究其思想歷程的重要參照，舍此就無法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澤東的思路。其三，這些內參批示流露出他對高層人事的一些真實想法。其四，這十年間的重大事件幾乎都與內參有聯系，有的甚至是由內參引發的。內參也是當時各方表現的舞臺，各種觀點交鋒的平臺，和各個政治人物利用的渠道。[8]
根據已經公開的權威資料，可以發現在1978年以來的中央領導人中，鄧小平閱讀和批示的內參種類多、數量大，頗為突出和可觀。按照《鄧小平年譜》的記載，其閱讀和批示的內參數量達220件左右，其中一半出現在1975—1978這三年時間。通過這些閱讀和批示過的內參，可以看出鄧小平境界高遠，統攬大局，收放自如，舉重若輕，展示出他作為大政治家的風范和治黨、治國、治軍的卓越才能。處理問題時，既充分體現了堅定性，又不失靈活性。對一些思想認識問題，他既進行批評和糾正，也給予更正錯誤、提高認識的機會。批示用語則彰顯了鄧小平的語言藝術風格和為人處事品格。從這些內參批示中，可以感受到其斬釘截鐵、辦事果斷、敢于擔當的工作作風。鄧小平的批示思維縝密，直擊要害，同時又善捏分寸，張弛有度，充分展示了轉折年代一位大政治家的強勁之氣和罕有張力。[9]
習近平對內參工作的認識與發展
從前文所引2016年2月在新華社調研的那段談話可知，習近平十分熟悉內參。從基層到中央的從政履歷，使習近平較早接觸內參，很容易進入內參工作的環境氛圍，更加知曉內參的分量和作用，善于把握內參批示的度，從而在治國理政過程中更加嫻熟地運用內參工作機制。[10]
主政福建17年期間，習近平有大量的內參批示，體現出當斷則斷，“馬上就辦”；深謀遠慮，利在長遠等特點。在浙江主持全面工作的4年多時間里，習近平很重視信息的搜集和獲取，提出了“貴耳重目”的嚴格要求。他說：“我們正處在一個信息化時代，一個多方面轉型的階段，與過去相比，影響決策的因素增多，決策的時效性增強，決策的風險增大，我們作出一項科學合理的決策，往往需要大量客觀、真實、有效的信息?！盵11]
在上海工作期間，習近平一如既往地重視信息的搜集、獲取和及時處理工作。他強調：要堅持求真務實，保證反映的情況都是真實的。[12]不能做留聲機式的調查研究，更不能添油加醋、提供一些誤導決策的不實信息。習近平還走訪了新華社上海分社等中央駐滬媒體，強調公開的新聞報道要把握輿論導向，同時也要做好內參工作，發揮“千里眼、順風耳”的作用。[13]
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后，習近平的第一個重大動作就是由一篇內參引發的。十八大召開后僅兩個月的2013年1月17日，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227期刊登了一篇材料，題為《網民呼吁遏制餐飲環節“舌尖上的浪費”》。習近平看后批示：“從文章反映的情況看，餐飲環節上的浪費現象觸目……浪費之風務必狠剎！”[14]這個內參批示產生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和政治傳播力，促成了“光盤行動”，新時代反腐倡廉工作由此開始。
邁向信息溝通、政治傳播與國家治理
任何國家新聞傳媒體制的建立，都不能忽視其政治經濟、歷史傳統、文化背景等因素。中國共產黨在創新中國政治制度的時候，也創新了中國的新聞傳媒體制。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內部參考信息傳播工作及其機制，就是一種獨創，可謂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一個豐碩成果，極富中國特色。內參傳播已經成為當代中國領導層治黨治國治軍的重要利器和信息渠道，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乃至外交等領域發揮著難以替代的重大作用，是當代中國重大事件的見證者、參與者和推動者。[15]
內參傳播是如此重要，圍繞著如何把這些生動具體的經驗現象上升到抽象的理論/學理層面，學術界也有所關注和討論。有研究者將內參現象放在信息溝通或政治溝通的視角下進行分析，還有的采用政治傳播視角。特別是考慮到近年倡導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有論者提出信息能力和國家治理的觀察視角。就主題和內容而言，當下中國政治傳播的考察多側重國家形象、政治話語等，尚少關于信息流通渠道的細致分析，更鮮見將內參作為政治傳播渠道列入分析框架。1990年代初有學者指出，在未來的若干年里，政治傳播研究有四個領域會比較突出，除了通常理解的選舉領域、政媒關系以及政治修辭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即政治的態度、行為以及信息。[16]而內參現象，正是一種有關政治信息的流通與傳播。
在新的媒體環境和社會形勢下，如何看待內參，其能否納入政治學、傳播學等研究范疇和觀察視野，凡此皆可注意。借助于跨學科的視野，并輔以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工具，可以在史料梳理與史實重建等基礎上，提升和拓展有關內參渠道所反映的信息溝通、政治傳播和國家治理等理論含量與思考空間。正如歷史學者黃寬重在評論鄧小南領銜的古代信息溝通與國家治理研究時所言：“信息溝通可以擴大為有影響性的議題，是很理想的跨領域研究方向”。[17]以“信息”視角切入，將有助于對舊問題產生新看法，也有利于突破以往過度重視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做法。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際傳播視野下新華社建設世界性通訊社歷史研究”（批準號：22BXW029）、河南省高校哲社基礎研究重大項目“國際傳播視野下新華社建設世界性通訊社歷史研究”（編號：2023-JCZD-25）、2021年度鄭州大學新聞傳播學學科建設專項課題“穆青和新華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世界性通訊社’構想的歷史演變、理論意涵與現實路徑”（編號：21XKJS00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與黨和人民同呼吸，與時代共進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并到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央電視臺調研側記[N].人民日報，2016-02-21(1).
[2]劉憲閣.毛澤東、內部參考與當代中國的政治傳播[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12).
[3]尹雪川.內參的幾個理論問題[J].青年記者，2011(30).
[4]除單獨注明外，本節均參閱尹韻公.論中國獨創特色的內部參考信息傳播工作及其機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01).
[5]中共中央關于新華社應供給各種資料的指示（1948年6月5日）.新華社新聞研究部編. 新華社文件資料選編第1輯1931-1949[M].北京：新華社，1981.
[6]中共中央關于新華社記者采寫內部參考資料的規定（1953年7月）.新華社新聞研究部編. 新華社文件資料選編第2輯1949-1953[M].北京：新華社，1981.
[7]尹韻公.毛澤東與內參——基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搜索[J].中州學刊，2013(11).
[8]尹韻公.毛澤東內參批示研究(1965-1976)[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03).
[9]尹韻公.鄧小平與內參[J].黨的文獻，2012(06).
[10]尹韻公.習近平內參批示之歷史軌跡、語境呈現與思想主線[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3(02).
[11]中央黨校采訪實錄編輯室.習近平在浙江（下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21:176.
[12]中央黨校采訪實錄編輯室.習近平在上海[M].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22:223.
[13]“習書記對上海發展的影響是不能用他在上海工作的時間長短來衡量的”[N].學習時報，2021-09-01.
[14]習近平：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M]//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119.
[15]尹韻公.中國共產黨新聞傳媒體制的創新與發展[J].新聞春秋，2021(04).
[16]劉憲閣.作為新興熱點的政治傳播學[J].青年記者，2016(01).
[17]紀要|“中國古代信息溝通與國家秩序”工作坊[EB/OL].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微信公眾號.（2017-06-03）.https://mp.weixin.qq.com/s/XXNm3VYJdJrbvuJ4YA4l6g.
（劉憲閣：新華通訊社-鄭州大學穆青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岳婧帆：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