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印度教徒報》報道，該國歷史最悠久的智庫之一三軍研究所將于10月21日和22日舉行首屆印度軍事遺產節。過去20年，印度智庫發展迅速，在全球名列前茅。印度智庫和政壇之間的“旋轉門”現象也日益明顯——軍政官員在退休后會到一些智庫任職。有分析認為，印度智庫與政界的融合性比美國以及其他國家要更緊密。這一現象雖然加強了印度智庫與政府以及軍方的關系，但這些智庫與西方的聯系導致印度的涉華政策西方色彩較濃，與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對華思維不謀而合，進而導致這些政策的沖突性與變化性更強。
單向“旋轉”, 與政界的融合性比美國更緊密
印度智庫可分為政府主辦的智庫、高校智庫、獨立性較強的民間智庫，以及企業智庫。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20》，印度共有612家智庫，在數量上僅次于美國（2203家）和中國（1413家），居世界第三。根據該報告，在印度智庫中，影響力較大的10家包括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印度防務研究與分析所、印度德里政策小組、印度公民社會中心、印度陸戰研究中心、印度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委員會、“梵門閣：印度全球關系委員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印度中心、印度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
《環球時報》記者駐印期間經常參加印度智庫的活動。據記者觀察，印度最重要的官方國際關系智庫是隸屬于國防部的防務研究與分析所。在非官方智庫中，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最為活躍。云南大學教授章立明2022年發文稱，印度著名的涉華智庫包括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印度防務研究與分析所、布魯克林學會印度中心、金奈中國研究中心、“梵門閣：印度全球關系委員會”和辨喜國際基金會。
因其政治特色，印度政府和軍隊高官退休后可能流向智庫和大公司，而智庫學者和大公司負責人流向政府部門則較為少見，這形成了印度獨特的單向“旋轉門”現象。以印度中國研究所為例，印度外交部和國防部退休官員都曾在該機構擔任研究員和所長等職務，包括印度前駐華大使任嘉德、康特、南威哲等外交以及軍方退休官員。印度駐比利時、盧森堡等國前大使普里是“梵門閣：印度全球關系委員會”的客座研究員，印度駐緬甸等國前大使巴蒂亞是該機構外交政策研究計劃杰出研究員。
此外，曾擔任印度農村發展部長的拉梅什是印度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級客座研究員。印度國家安全委員會前成員卡納德在政策研究中心擔任名譽教授。波蒂在2016年加入德里政策小組前曾在印度外交部任職38年。曾擔任印度商務部特別秘書的安瓦爾·霍達是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委員會的名譽講座教授。印度前駐華大使蘇理寧曾擔任過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總干事。
與上述印度官員卸任后去智庫任職不同，印度防務研究與分析所執行理事會主席一職由現任國防部長擔任，理事會成員則包括國防（部）秘書和外交（部）秘書等首席文官。印度防務研究與分析所在該國政府制定包括核武器、軍事開支、對印度的常規和非常規威脅等在內的外交與安全政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華南師范大學輿情與社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龍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印度政界和智庫之間的“旋轉門”現象十分明顯，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1965年成立的印度防務研究與分析所等都是由政府官員和學界研究者共同組成的。印度一些現任的政府官員也會直接參與智庫的研究與決策環節，甚至發揮領導和決定作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印度智庫學界與政界的融合性比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更緊密。
根據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編撰的《印度智庫影響：機制、影響與案例》一書，莫迪政府時期的印度智庫發展出現新趨勢，包括“旋轉門”現象更為顯著、智庫與政府權力關系更加模糊、政黨的智庫發展勢頭強勁等。該書舉例稱，2014年莫迪上臺后，印度基金會頻頻參與印度對重大國際事件的應對。2018年莫迪訪問孟加拉國前，印度基金會組織兩國多位部長參會，印度鐵道部時任部長普拉布公開強調，自己“不是以聯邦部長的身份，而是以印度基金會主任的身份站在這里”。
政壇動蕩，凸顯智囊團的重要
智庫的歷史可追溯至1831年在英國倫敦成立的皇家聯合研究所與1884年在英國成立的費邊社。二戰后，智庫在美國得到迅速發展，之后又在歐洲遍地開花。雖然在建立智庫方面歐美先行一步，但亞洲國家也在加速追趕，而印度就是其中一員。
李龍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印度的智庫建設與發展十分出色，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悠久的歷史傳統奠定了發展基調。印度智庫的現代化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近100年的智庫發展賦予了印度豐富的經驗以及傳統；二是英國的殖民歷史。盡管在印度被殖民期間，智庫發展存在自主權較弱、資金短缺的問題，但諸如洛克菲勒等西方資本力量的介入為印度智庫帶來了較為先進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以及后續持續發展的資源支持；三是印度本國動蕩的政治格局。在印度獨立后，印度政府對外資進行了干預，許多外資智庫在政府的支持下轉型，這也決定了在此后印度智庫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扮演了必不可少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上世紀90年代，印度政壇動蕩不堪，提供智囊作用的智庫難以獨立地正常運轉。不同的政治領導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都選擇屬于自己的智囊團并逐漸強化智庫的政治色彩，這就使得許多政府官員進入智庫、智庫研究員流轉為政府輔助人員，進而形成“旋轉門”機制。在21世紀初，印度政界對于智庫的重視促使智庫得以長足發展，許多國際頂級智庫也紛紛在印度建所。
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龍興春認為，印度智庫在過去20年取得明顯發展，與印度的國際地位、國家實力提升有很大關系。在本國經濟實力上升后，印度的利益集團和財團通過資助智庫的方式，向政府部門和公眾推銷自己的主張。同時，印度政府也非常重視與智庫的合作，經常委托智庫舉辦會議或邀請智庫學者發表演講。例如，知名的“瑞辛納對話”由印度外交部與觀察家研究基金會聯合舉辦；印度防務研究與分析所舉辦過亞洲安全會議。這也體現了在國際交流的過程中，智庫能夠發揮一軌半對話和二軌對話的作用，替政府做一些它們不方便做的事?？焖侔l展的智庫，在印度的國內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培訓外交官，影響不可低估
在印度對外政策的形成過程中，政治人士、學者和記者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在印度的智庫中，就有許多退休的軍官和前政府官員以及學者。那么，印度智庫如何施加對政界的影響，其影響力又有多大呢？
李龍表示，整體而言，印度智庫主要從資金和人員兩方面對該國的政策發揮影響。具體而言，一是印度智庫以政府內部咨詢報告的形式發揮智囊作用；二是智庫以常規發布研究報告、論文、專著等方式帶動國內外學界輿論，從而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三是“旋轉門”機制延伸至傳媒、教育等領域，瞄準國內社會大眾，統一思想論調，鞏固主流意識形態。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與南亞研究中心秘書長劉宗義表示，印度政界與智庫之間的“旋轉門”現象在印人黨上臺后出現了一些新情況，該黨旗下的智庫，如印度基金會會培訓包括外交官在內的政府官員，這就造成該智庫的思想理念很容易滲透到政府決策部門。此外，一些智庫如觀察家研究基金會深受印度外交部特別是外長蘇杰生的青睞，該智庫秉承外交部或蘇杰生的意志，同時外交部也吸納該機構的一些建議。
對于印度智庫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印度智庫影響：機制、影響與案例》一書給出一個典型例子，那就是莫迪政府2019年廢除《印度憲法》第370條和第35A條與印度團家族智庫的影響有密切聯系。所謂“團家族”是指印人黨母體國民志愿服務團的諸多外圍組織，這些組織被稱為“服務團家族”。該家族的智庫包括印度基金會等組織。這些智庫和組織通過所謂的研究以及宣傳活動設置議題并制造輿論，事后從事政策辯護并提出后續建議，為莫迪政府推出廢除《印度憲法》第370條和第35A條的政策制造了更為強大的民意與輿論基礎，并在之后支持政府政策。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很難評估印度智庫對該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劉宗義表示，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實際上是很封閉的，主要是總理辦公室、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外交部三者之間的小圈子決策，而國家安全委員會下面設有由一些退休外交官和專家學者組成的顧問委員會，這些成員會對外交政策提出一定建議，但他們對政策的影響程度無法評估。有觀點認為，印度智庫對該國安全和外交的影響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張家棟稱，印度智庫的影響力有多大與執政團隊的“強硬程度”有關：如果政府很強，智庫的作用則不大；如果政府相對比較弱，它就需要得到智庫的支持。
涉華政策愈發具有沖突性與變化性
除了智庫能對政府施加影響外，印度政府也在積極推行“智庫外交”。印度外交部越來越多地利用智庫作為媒介，通過與全球各國領導人、有影響力的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接觸，推進印度的利益。印度外交部委托印度最大的私人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從2016年起開始舉辦“瑞辛納對話”，希望通過這項活動打造成區域外交、政治、國防交流的平臺，增加印度的國際影響力。在2018年的“瑞辛納對話”上，印度、澳大利亞、美國和日本四國海軍司令參加了一場論壇，而這些國家就是后來的“四邊機制”國家。許多分析人士注意到，這一論壇的舉行說明印度希望通過這幾個國家在亞洲遏制中國。
李龍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印度政壇和智庫之間的“旋轉門”現象強化了印度涉華政策的西方色彩。盡管印度近年來一直在謀求自身作為南亞大國的獨立性，但依舊難掩其涉華政策的西式思維。莫迪政府上臺后鼓吹“新印度”政策，尋求“印度至上”，認為擁有在亞洲乃至國際舞臺上的卓越話語權需要印度政府首先追趕、壓制并超過中國的發展，這與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對華思維不謀而合，助推了印美兩國戰略層次的融合。
李龍還強調，印度智庫的“旋轉門”現象使其涉華政策愈發具有沖突性與變化性?！靶D門”的存在使得印度智庫更多地以“政治眼光”來看待中國，謀求政治地位與遏制中國發展很有可能成為其研究的主題。一旦兩國出現利益不均，為政治站隊的印度智庫會選擇犧牲我國的利益以迎合印度執政者的意圖，從而更具沖突性。不過，印度智庫的這種論調可能不會具有連續性，因為這將取決于中印關系以及印度政府的態度。
（本報記者 苑基榮 陳子帥 本報特約記者 李 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