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60多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幾代學人薪火相傳、努力耕耘，為湖南哲學社會科學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一批老專家以其深厚扎實的理論功底、嚴謹誠實的治學態度、獎掖后進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被學界同仁尊為楷模。為加強學術傳承與學術研究史料的搶救性保護，推動青年科研人員學習老專家甘于寂寞、不畏艱難、刻苦鉆研、勇于創新的治學精神，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決定編撰老專家學術口述史，主要形式是由青年科研人員面對面采訪老專家，請老專家介紹人生道路、治學歷程與學術感悟。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官網、公眾號、《湖南社會科學》將摘要刊出“為學之道·湖南省社會科學院老專家訪談錄”系列報道，敬請關注。
張 萍
1928年1月出生，漢族，河北藁城人，經濟學家。1949年8月于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學習結業南下工作。曾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研究員。從事理論研究達60余年，在宏觀經濟、市場經濟、區域經濟和兩型社會建設等方面著述、主編出版著作20余部，在省級以上報刊發表論文200多篇，1982年，首倡“長株潭經濟一體化”，并在區域層面和國家層面提出多個戰略性建議。先后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湖南省榮譽社會科學專家、2006湖南省十大杰出經濟人物特別貢獻、改革開放30年湖南杰出貢獻人物、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文化強省有突出貢獻先進個人等榮譽稱號。
主要論著
著作
1.《經濟區·理論與應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城市經濟區學》，改革出版社，1990
3.《長株潭城市群發展報告（2008）：區域經濟一體化政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4.《長株潭城市群發展報告（2009）：“兩型社會”建設與發展低碳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5.《長株潭城市群發展報告（2010）：“兩型社會”·發展方式·綠色低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6.《長株潭城市群發展報告（2011）：“兩型社會”建設縱深推進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7.《長株潭城市群發展報告（2012）：“兩型社會”建設與轉型創新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8.《張萍經濟文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9.《長株潭城市群發展報告（2015）：“兩型”建設與提質轉型升級可持續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10.《長株潭城市群發展報告（2016）：十年回顧與展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11.《長株潭一體化三十五年文獻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12.《現代化長株潭大都市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論文
1.《長株潭經濟區發展戰略總體構想》，《經濟地理》,1988(2)2.《論改革目標的分區到位與過渡區的改革》，《經濟研究》，1988(9)3.《宏觀經濟的分層調控與區域市場》，《經濟研究》，1989(8)4.《計劃與市場結合形式的合理組合》，《經濟研究》，1990(8)5.《論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的結合》，《宏觀經濟研究》，1990(2)6.《論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的基礎和途徑》，《經濟研究》，1991(8)7.《國企改革攻堅的難題與對策思考》，《南方經濟》，2000(5)《中國城鎮化道路問題的討論》，《時代財會》，2001(11).8.《長株潭經濟一體化的提出和決策》，《學習與實踐》，2002(10)9.《對湖南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的戰略思考》，《湖南社會科學》，2003(2)10.《夢圓“兩型”社會改革試驗區——長株潭城市群25年發展歷程》，《今日中國論壇》，2008
“長株潭一體化”研究第一人
張萍是我省第一個提出“長株潭經濟一體化”建議的著名經濟學家，在宏觀經濟、市場經濟、區域經濟和兩型社會建設等方面卓研究有成就。無論是在理論創新，或是在決策建議上，他都貢獻巨大，影響深遠。我們為了了解張萍學術生平，采訪了這位經濟學領域的權威。
徐淑芳、劉陶（以下徐淑芳簡稱徐，劉陶簡稱劉）：您1927年生于河北省藁城縣（市）屯頭村，并于新中國成立前考入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學習。您可以給我們講講您的童年故事嗎？
張萍（以下簡稱張）：我于1927年2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區屯頭村。從小就特別喜歡看書，9歲時候開始看《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四大名著，就連吃飯的時候都捧著書讀。1937年，小學畢業時，我不僅讀完了四大名著，也熟讀了《唐詩三百首》。1942年考入北京大中中學入讀。但是由于家中變故，我讀完初中二年級就輟學了。當我提著箱子離開校門時，忍不住失聲大哭，我是多么想讀書??！后來為了謀生，我在石家莊的柳辛莊醫院當過助理護士，在小學當過教員，在倉庫當過記賬員，等等。
雖然過了很多年迷茫、漂泊、流浪的生活，但好在我堅持讀書，并于1949年3月考入了華北大學。華北大學的前身是華北聯合大學，校址在延安。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吳玉章是時任校長。當時學校設四部兩院：第一部，政治學院，培養政治、理論干部；第二部，教育學院，培養中學師資和教育行政干部；第三部，文藝學院，培養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文藝工作者；第四部，研究部。另設工學院和農學院。入學后我被編入第一部——政治學院第五區63隊。當時沒有所謂選專業一說，都是統一聽從安排。在這里我接受了全面而深刻的教育，學習了《社會發展史》《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唯物辯證法哲學》等，了解了共產黨的城市、農村、外交政策及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等，樹立了唯物主義辯證法的世界觀、革命的人生觀和先公后私的價值觀。
徐：您是北方人，從華北大學政治學院畢業后為什么會南下湖南工作，這其中有怎樣的歷史背景？您在大學里學的是文科，在哲學、社會發展史和中國近代史等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后來為何會轉向研究經濟學呢，可以給我們分享下這背后的故事嗎？
張：1949年，當時解放全中國的形勢發展得非?？?，急需大量干部。于是黨中央決定讓華北大學的幾千名學員提前畢業。7月31日，學校舉行畢業典禮，我們在會場唱起由校長吳玉章親自作詞的《華北大學畢業歌》。正在這時，朱德總司令在吳老的陪同下來到了學校。他健步走向講臺說：“同學們！毛主席本來要來看望同學們的，因為事情太忙，要我代表他來看望大家?！痹捯魟偮?，“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歡呼聲響徹云霄。朱德總司令向我們講述了全國的軍事、政治形勢和任務，回顧了華北大學的光榮歷史傳統，鼓勵我們要繼承和發揚華北大學的優良傳統，到最艱苦和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大西北、大江南，將革命進行到底。畢業典禮之后，在學校形成了到西北去、到江南去的熱潮。我報名去江南，并獲得了批準。我們這批南下的同學約有600人，被編為華北大學南下工作大隊，第五區隊的61-66隊南下同學被編為一中隊，我被任命為中隊團支部副書記兼一分隊隊長。我們于1949年8月5日乘專列出發南下，經天津轉徐州到鄭州再到孝感，再乘解放軍軍用卡車到長沙。到長沙后，我被分配到湖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在秀麗的岳麓山下，在美麗的江南，我開始了新的生活。在湖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的前三年，我擔任了青年團學校團委會宣傳委員兼校俱樂部主任、學校第三部（財經部）學習輔導員等。1952年，中共湖南省委決定舉辦一年制的理論教員培訓班，對干部進行正規的馬列主義理論教育。但是，當時并沒有專門的教員，于是學校（當時湖南人民革命大學已經更名為湖南行政學院，主要任務是培訓在職干部）黨委決定從南下青年干部中選拔20多人自己培養，我就是其中一名。所以，對于我們那個年代的人來說，哪有需要我們就往哪里去。從財經部的學習輔導員轉任經濟學教研組任教研組長和教員，于我而言又是一個新的開始。就像你所說，在華北大學，我比較系統地學習了哲學、社會發展史和中國近代史，可是并沒有學過經濟學。怎么辦？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刻苦、認真、專心致志，或者說用保爾的精神拼命去學。時間緊迫，我夜以繼日，通讀了《資本論》《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及俄版《政治經濟學》教程16個分冊等專著，僅讀書筆記就寫了厚厚幾十本。50年代，用電是非常緊張的。晚上10點，除了路燈其他燈全部斷電了，炎炎夏日我經常在辦公樓一樓走廊微弱的路燈下看書。一邊讀書、一邊擦汗，直到深夜。就這樣，我系統地掌握了政治經濟學理論。1954年秋，我登上了全省理論教員培訓班的講臺，成為了教員們的教員，由此開始了60余年經濟學理論的教學與科研生涯。
徐：早在1982年12月，在省政協四屆六次會議上，您即以提案形式提出，要建立長株潭經濟區和將長株潭建設成湖南綜合經濟中心，打破行政壁壘，將長株潭作為城市經濟綜合體打造，并在1984年提出《關于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的方案》?？梢哉f，“長株潭經濟區”構想的提出，比開發上海浦東的提議要早8年。請問您是基于什么樣的研究在當時提出“長株潭經濟區”戰略？
張：1982年，中央提出在深圳、珠海等沿海四個城市建立經濟特區的設想。第一個改革開放的浪潮開始從南海滾滾而來。那么，湖南要如何應對、利用機遇加快發展？要知道，區域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以城市為中心，以交通要道為依托，由點到線及面，形成網絡。湖南雖然沒有特大型的經濟中心城市，但卻有長株潭這個城市群。長沙、株洲、湘潭等三市沿湘江中下游自然形成的一個“品”字形，各相距30-50公里，從歷史和現實看，都有著不可分割的經濟和社會聯系，實際上是一個城市綜合體。如果三市實現聯合，實行一體化發展，就可以形成帶動全省經濟發展的綜合經濟中心和增長極?；诖?，我初步定下了長株潭區域經濟的研究方向。1982年9月初，我接到國家體改委理論司的電話。他們提出要把長株潭區域經濟的研究列入國家體改委承擔的“六五”國家重點課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的分課題。同時，省科委也同意把該課題列為湖南軟科學的重點課題。當年12月，在湖南省政協四屆六次會議上，我即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把長沙、株洲、湘潭在經濟上聯結起來，即經濟一體化，逐步形成湖南綜合經濟中心。12月28日，我在政協大會發言。當天晚上，許多代表就給我打電話表示熱烈贊同和支持。30日，《湖南日報》刊登《建議》要點，許多媒體轉載報道，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1983年11月到1984年的3月，我們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我同課題組的10多位同志在長沙做了20余天調查之后，每人帶著小提桶，乘長途公交車，分別到株洲、湘潭進行調查。我們住進小招待所里，乘公交車，采取集中與分散相結合、整體與基層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了多層次、多領域、多行業、多企業的深入調查研究。召開大小座談會50余次，收集了三市經濟、社會、科技的大量數據，另有200多篇文字材料、400多個企業卡片，并據此編輯了《長株潭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資料》，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1984年的4月至7月，擬定《關于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的方案》。我執筆撰寫了《關于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的方案》《長株潭經濟區發展戰略的總體構想》，其他課題組成員分工寫出6個專項《建議方案》。1984年10月，在楓林賓館由省委領導主持召開的會議上，時任省委書記毛致用對我說：“省委準備召開專題會議，聽取你的《方案》匯報?！?1月10日，在省委常委會上，省委、省政府和主要職能部門及三市的主要領導，聽取了我的《關于建立長株潭經濟區方案》匯報。大家一致認為“這項建議是可行的”，“具有長遠意義”，決定把建立和搞好長株潭經濟區、營造湖南多功能的綜合經濟中心作為振興湖南的戰略重點，為此建立相關制度，成立長株潭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并就《關于建立長沙、株洲、湘潭三市經濟區的問題》，下發《中共湖南省委會議紀要》（第十六次）。會議最后決定由我主持規劃辦的日常工作，省計委協作處和三市計委、課題組各抽調2人參加辦公室的具體工作。無地辦公，就由省政府和三市財政各出三萬元，在長沙市的一個新住宅區買了四套兩室一廳的住房，作為辦公和株洲、湘潭參加辦公室工作的同志居住用房。1984年12月，“長株潭經濟區規劃辦公室”的牌子正式掛出，中國第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綜合改革試驗啟航了。
劉：從1984年您提出《關于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的方案》并成為湖南省的重大戰略部署算起，到2022年《長株潭都市圈發展規劃》的出臺，長株潭一體化發展之路已經走過38年，這期間您探索出了哪些機制、取得了哪些成果？大家都稱您為“長株潭一體化”倡導第一人，您可以談談這方面的事嗎？
張：我對長株潭一體化的探索和思考從1982年就開始了，1982年12月湖南省政協四屆六次會議上，我就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把長株潭三市在經濟上聯結，形成湖南綜合經濟中心的建議。雖然當時沒有形成具體的方案，但基本的觀點和框架構想即使是從今天看來仍然是正確的。1983年至1984年，我和院里10多位同事組成了“城市及經濟區——長株潭區域經濟研究”課題組，用了四個多月的時間深入長株潭三市主要部門和基層單位調研，積累了豐富的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關于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的方案》。長株潭經濟一體化建設的做法當時在全國范圍引起了很大的反響，1984年5月14日《世界經濟導報》同時用中英雙文刊發了《內陸省第一個省內經濟區——長株潭經濟區規劃前期工作已開展》向國內外做了報道；1984年7月15日，新華社提供給中央領導參閱的《國內動態清樣》以《經濟專家張萍建議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為題出了專期。1984年11月，我在省委常委會議上向省委、省政府和省里主要職能部門及三市的主要領導人作了專題《方案》匯報。會議一致認為這項建議是可行的、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從1985年開始，長株潭經濟一體化的推行和發展進入實踐探索階段，并在一些重點領域有了突破性進展：一是金融業突破縱向的封閉的資金管理體制，初步形成橫向的資金市場雛形；二是銀行集體與企業集團互相促進；三是交通運輸聯合，打破條塊分割，相向空駛問題得到解決；四是三市聯合辦電信，三市實現市際電話直播；五是三市聯合規劃城市建設，變“三足鼎立”為統籌布局。1985年1月下旬，新華社主辦的《經濟參考》及《經濟學周報》《中國日報》（英文版）《湖南日報》先后作了報道或發表評論；1986年，《世界經濟導報》以《長株潭經濟區正在開步走》為題作了跟蹤報道；日本國土研究中心干事長平田干郎、北京市10個政府部門來湘就長株潭經濟區建設進行了考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主編的《經濟區理論與應用》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我的研究報告《長株潭經濟區發展戰略總體構想》提出了如下建議：一是要健全經濟區領導體制，加強辦事機構協作；二是要積極促進和推動經濟區的橫向經濟聯合；三是要進一步開展經濟區發展戰略的研究，共同制訂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四是要聯合制訂鼓勵經濟區內橫向經濟聯合的互惠辦法。
劉：您首次提出長株潭“構建大都市”目標是什么時候？
張：從1984年到1996年，我經過繼續探討和思考，覺得1984年提出的思路有它的局限性，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下國內外日益激烈競爭的需要，應該調整思路。1996年3月，也就是我68歲的時候，我從省社科院副院長崗位離休，但這并不影響我做想做的事，更能讓我專注于我想做的事。1996年11月，長株潭三市和省社科院聯合召開了“長株潭經濟區發展研討會”，我向會議提交了第二個《建議方案》，在這個方案中，我第一次把“構建大都市”作為長株潭經濟一體化的長遠或終極目標提了出來。戰略步驟分為3個階段：一是用3年時間，作為經濟一體化的全面啟動和重點突破階段；二是用5年時間，基本實現經濟一體化；三是再用5年時間，完善經濟一體化和相應的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建成新型大都市。
劉：您搭建了長株潭城市研究哪“三大平臺”？
張：一是論壇。2001年6月，為促進長株潭經濟一體化的推進，我發起組建了長株潭經濟研究會，并借鑒“博鰲論壇”模式創辦了“長株潭經濟論壇”，這是中國第一個城市群論壇。這個論壇不是光國家有關部門要求我們搞，省里更是各行業都要求我們搞，為什么呢？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首屆論壇于2001年12月召開，主題為“入世后長株潭經濟一體化發展”，時任省委書記熊清泉、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烏杰、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高錦屏、省政協副主席范多富等領導出席了會議，我作了論壇主題匯報。二是藍皮書。2007年12月，長株潭城市群被批準為國家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08年元月，我主持編撰《長株潭城市經濟發展藍皮書》就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8年到2016年出了6本，獲得了政府部門和媒體的極大關注。三是網站。2008年12月，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總體方案獲國務院批準。2009年3月，我就主持開通了“兩型社會”建設網，為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搭建了一個廣泛交流的網絡信息平臺。
劉：您作為長株潭經濟一體化的熱情推動者，在諸多方面都做了努力，大概的歷程如何？
張：從2005年開始，長株潭經濟一體化步入一個規劃實施、重點突破、全面推進的新階段?！笆晃濉笔沁@個新階段的關鍵時期。2006年7月，時任省委書記張春賢對我呈送的《關于長株潭一體化發展基本態勢與相應決策建議的報告》作了重要批示，不少觀點和建議被采納，2007年我編著的《長株潭經濟一體化推進方式創新》一書中也收錄了這個報告。2009年6月，張春賢書記又對我呈報的《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全面啟動突出低碳科學跨越思考與建議的報告》，作出重要批示：“發展低碳經濟是我省‘兩型社會’建設的需要，是實現湖南省科學跨越，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整合戰略制高點的需要?！?017年，我主持編輯出版了《長株潭一體化三十五年文獻選編》，這是我國第一部城市群歷史文獻，我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搜集了超過1000萬字的材料，實錄了長株潭由一個大中城市群發展成為湖南發展的核心增長極、長江中游重要的增長極和邁向中西部新的增長極跨越式發展的歷程。2019年，根據新的發展形勢，我提出長株潭已具備發展現代化大都市圈的條件并開展系統研究，并于2020年2月提交了《關于發展現代化長株潭大都市圈的建議報告》，同年10月，《現代化長株潭大都市圈》一書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這是對“湖南‘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中提出的“大力推進長株潭區域一體化”的一些探索。最后我想說，在長株潭一體化的推進過程中，我們已經有30多年理論的實踐及正面和反面的歷史經驗的積累，只要我們能夠敢于和善于探索創新，敢于和善于引用新概念和進行新規范、構建新制度，相信這個目標一定能夠實現，這是湖南數千萬人民的期盼。
劉：您1986年提出“省際經濟發展戰略研究”、1988年提出東中西過渡帶和湘南改革過渡試驗區、1990年提出“加快西線開發”，這些發展戰略能為湖南的發展帶來怎樣的機遇？當時您為什么要提出這樣的發展思路？如，探索新型省際經濟關系理論體系。
張：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的深入和開放的擴大，湘粵之間經濟交往也迅速擴大。但是由于廣東地處沿海，兩個地區的市場發育程度和政策存在顯著差異，給湖南帶來了“南海潮”的猛烈沖擊。毗鄰廣東的湖南怎么辦？1986年5月，我在中南五省社會科學院聯席會議上提出了“省際經濟發展戰略研究”這個協作科研項目，提出和研究這個課題，就是試圖為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新型省際經濟關系提供科學的依據，并探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省際經濟關系的理論體系。1986年11月，這項研究被列為“七五”社會科學規劃重點研究課題。
劉：您怎樣去尋找適應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湖南對策？
張：1987年11月，中央領導提出廣東省作為全國的綜合改革試驗區。這對湖南震動很大，當時很多同志向省里提出：湖南怎么辦？當時遇到的阻力是“怕”，有人認為改革開放對湖南只有害沒有利。在這種情況下，省長熊清泉同志找到我，交給我一個特殊的任務：帶一個小分隊到廣東考察，任務是三句話：廣東全面綜合改革試驗怎么搞？對湖南會帶來什么影響？湖南應該怎么辦？1988年1月底，我們到廣東實地調研，用了將近兩個禮拜時間形成了調研報告——《關于廣東作為綜合改革試驗區的考察與對策思考》，提了5條建議，其中有一條就是“建立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即以衡陽市為中心包括衡陽、郴州、零陵地區在內的湘南地區作為過渡性綜合改革試驗區，并對如何進行過渡性試驗區改革提出了對策建議。為什么要創辦改革開放試驗區？主要是針對廣東全面改革開放對湖南的有利和不利影響，通過因勢利導，趨利避害達到發展經濟、搞活經濟的目的；通過過渡區試驗地帶充分地利用廣東全面改革開放試驗對湖南帶來的有利因素；對來自廣東的不利因素，也通過這一地帶化不利為有利，把不利沖擊縮小到最低限度；通過搞活湘南，發展湘南來推動湖南經濟的發展。這就是當時創辦過渡試驗區的初衷和目的。5月11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建立了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后來，我們又認為過渡試驗區不應該只是湘南，應該是毗鄰沿海的整個過渡地帶，在過渡地帶進行過渡試驗，是屬于梯度推進的過程，就此我寫了一篇文章：《論改革目標的分區到位與過渡區改革》。該項研究成果不僅產生了較大的社會經濟效果，在改革理論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還被編成簡報送到了李鵬總理那里，送到了當時的黨中央負責同志那里。2007年5月，時任省委書記張春賢和省長周強就到了湘南召開了市委書記、市長座談會，討論的話題就是湘南的大開放、大開發。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考察時，對此充分肯定。他在講話中強調要按照中央決策部署發揮好作為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過渡帶、長江開放經濟帶和沿海開放經濟帶結合部的區位優勢?！皷|中西過渡帶”不僅習近平總書記來湖南下了結論，還進入了國家的戰略定位。
劉：您是如何盡全力去撮合湘粵經濟關系的？
張：湖南處于內陸的前沿、沿海的后方，是一個過渡地帶，而湘南又處于湖南的前沿。創辦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總的來說，就是建立一個雙向開放、雙向銜接的過渡市場體系。為了促進湘粵經濟合作關系的全面發展，1988年6月，我們提出了《建立湘粵共同市場的建議方案》，引起了兩省政府領導、國務院有關部門及經濟理論界的重視。此后，根據情況的變化，我們于1990年10月形成了《關于推進湘粵港經濟合作若干建議的報告》，將這一“建議方案”修改為“建立湘粵兩省長期穩定的經濟合作關系的建議”。1991年1月，兩省政府領導在廣州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會談，后兩省政府職能部門于7月就6個方面的經濟技術合作簽訂了協議。
劉：您是如何去推動湖南西部和五省邊境區域開發的？
張：1990年我就開始關注湘西的發展，開始思考把湘西作為一個整體，應該如何開發。主要有四個方面考慮：一是焦柳鐵路貫穿西線地區，這是繼京廣鐵路之后的又一條重要的縱向出海通道，對我省經濟發展極為重要。二是西線是湖南相對貧困的地區和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西線開發實際上是一個重大的扶貧工程。三是西線發展對開拓湖南省外市場，促進湘鄂川黔桂五省邊貿大市場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湘西或西線的廣大區域還沒有明確的發展規劃。1990年5月，我向時任省衛計委主任汪嘯風提出“西線開發”，他非常贊同，便把《湖南西線開發戰略與布局研究》列為湖南省重點研究項目，成立西線開發研究領導小組，汪嘯風是組長，我是副組長和課題組長。1990年9月至1992年4月，經過一年多的調查研究，擬定出了開發總體戰略報告和開發總體布局方案。確定了“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以東帶西、以西促東，東西對流，協調發展，逐步形成東西之間資源依托，優勢互補，產業互促，形成縱貫湖南兩條產業經濟密集帶”的總體思路。1993年3月，西線開發研究成果進入省委、省政府的宏觀決策，并以西線研究成果為基礎，制定了至2000年西線開發的總體規劃。1994年4月，又制定了至2010年全省丘崗山地的開發規劃。
劉：您主持了“六五”“七五”“八五”三個“五”的國家重大課題，您可以給我們介紹下這幾個國家重點課題的主要研究內容和方向嗎？這些課題取得了什么樣的研究成果？
張：1983年，我主持的《城市及經濟區——長株潭區域經濟研究》被列為國家“六五”重點課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的專項研究課題，及省軟科學的重點課題，主要是提出把長沙、株洲、湘潭從經濟上連接起來建立湖南綜合經濟中心及經濟區的建議。1984年，我提出的建立長株潭經濟區方案，被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采納。1985至1987年，我主持長株潭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工作，進行了中國第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驗，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07年12月，長株潭經濟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被批準為國家“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1986年，我主持的《省際經濟關系發展戰略研究》，列入了國家“七五”社科規劃重點研究課題，主要研究的是“湘粵經濟關系”。1988年1月，我提出了建立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建議，經湖南省政府采納報國務院批準付諸實施。1990年10月，我又提出建立湘粵長期穩定經濟合作關系的建議，1991年被兩省政府采納和實施；1992年，結合湖南西線開發，我主持的《湘鄂川黔桂五省邊境區域開發》被列為國家社科規劃“八五”重點課題，主要是為了形成“放開南北兩口，拓寬三條通道，建設五區一廊，加快西線開發”這一振興湖南經濟的總體戰略，提供了思路。我主持并完成《湖南西線開發戰略與布局研究》，被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采納。長株潭是跨越三個行政市進行協調發展，湘粵關系是跨過兩個省進行協調發展，湘鄂川黔桂省際區域開發跨越了五個省進行協調發展。圍繞這些課題，我編著了《經濟區理論與應用》《城市經濟區學》《省際經濟關系發展戰略研究》《湘粵經濟關系研究》《湖南西線開發戰略與布局研究》等專著。
劉：有人說，改革開放的20多年是我國經濟學研究最繁榮的20多年，經濟學家們立足實際、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突破了許多禁錮我們的思維的傳統理論和觀點，使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取得了革命性的大發展。您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理論研究的創新者，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等方面開展過哪些研究？另外，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為什么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逐漸明確時，您仍要堅持不懈地對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改革特點、規律性和發展階段進行研究呢？
張：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探討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市場經濟屬性的學者不在少數，我的觀點主要是第一次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做了梳理和區分，并據此認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模式需要再認識或再定位。1984年12月，在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通過了一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明確了改革經濟體制的目標，“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就如何理解“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學術界分成了兩派：主流派堅持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就是計劃經濟，少數派認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落腳點是商品經濟，我屬于少數派。針對這一學術分歧，1987年11月在廣東召開的全國市場經濟討論會上，我就發表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是市場經濟”的觀點，作為觀點的提出這可能是全國的首次。1988年5月，在衡陽市召開經濟研討會上，我寫了一篇題為《論改革目標的分區到位與過渡區的改革》的文章，認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國家宏觀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體制，或國家宏觀調節下的市場經濟，并認為市場經濟可以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相結合，被資本主義利用和為資本主義服務；也可以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結合，被社會主義利用和為社會主義服務。這篇文章發表在1988年第9期《經濟研究》上，我認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實質上也可以說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不在于是否利用市場調節和經濟運行的市場化，而在于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制不同，以公有制為基礎、以國家宏觀計劃為指導和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我是在最權威報紙上發表相關文章的三個人之一，另外兩個，一個是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王玨，一個是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吳敬璉。1989年8月，我提出宏觀經濟分層調控理論及職權劃分的建議，1991年8月，提出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結合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及建立新體制框架是最重要的基礎條件等觀點。先后在《經濟研究》1989年第8期，1990年第2期、第8期和1991年第8期發表《宏觀經濟的分層調控與區域市場》《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調節的結合與完善宏觀調控機制》《計劃與市場結合形式的合理組合》《論實現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的基礎和途徑》等論文。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就要使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特殊性達到內在結合與統一，從而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的活力結合起來，以適應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1994年初，我發表了《我國改革發展的階段性與20世紀90年代改革的主要任務》，對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改革的特點、規律性和發展階段在全國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做出了理論概括和剖析。
劉：我知道您曾在年輕時從教期間用“保爾精神”拼命地、系統地學習掌握了政治經濟學理論，并由此開始了60多年的經濟學理論的教學與科研生涯，甚至在離休后依然堅持在科研創新一線，仍然為湖南經濟的發展殫精竭慮。是什么支撐著您數十年如一日，退而不休地堅持科研？你去年還出版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簡編》，能給我們介紹下這本書的編撰過程嗎？此外，作為老前輩，您能給我們社科院（中心）的青年科研人員一些贈言寄語嗎？
張：我沒有其他的個人追求，對國家、社會、人民有所貢獻就是支持我在這條道路上走了60多年的“魂”——人生價值觀。20世紀50年代初，因為講課的需要，我經常讀一些革命小說，如《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在這些小說中，對我感受最深、影響我一生的書，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公保爾有一段深刻概括他的革命精神和鋼鐵誓言的獨白，深刻地感染了我，“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憶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活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這段話我記了一輩子。當然，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時代和保爾的那個時代是大不相同了，我更沒辦法和保爾的那種獻身精神相比。但我經常想，如果我在臨死的時候，也能夠給自己作一個這樣的結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就了無遺憾、心滿意足了。1996年3月，也就是我68歲的時候，我從省社科院副院長崗位離休，我想：在經濟理論教研的崗位上，日夜攻讀、刻苦鉆研、深入調查、艱苦思考近50年，經歷了兩種不同經濟體制的建立、形成和更替的歷程，積累了理論、制度和改革實踐等多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對于社會來說也應算是一種“財富”。離休了，是離開了職位，但科研這個崗位可不能離??！我決心以“小車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沿著已經走過的路走下去，為民族振興、祖國富強“添磚加瓦”，以度余生。另外，需要說一說的是，有一句名言：一個成功的男士背后往往有一個女士的支持。對此我有深刻的體會，我與妻子于彥俊相濡以沫近70年，她一直全力支持我的無假日坐班工作。為了保障我集中精力工作，不要我管家里的任何事務，她都攬起來，就是在重大節日也不例外，毫無怨言。她使我享受到人生最好的照顧，體會到什么是家庭幸福，沒有妻子的這種支持，很難有我事業上的成功。
2021年，為了追根溯源，看究竟有哪些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在當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收集整理資料，編了這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簡編》。我還準備干下去，還能干更好！說不定能創吉尼斯紀錄呢。已經進入21世紀了，我們生存的這個新世紀是世界從舊經濟到新經濟大轉型的世紀，知識更新的周期越來越短，時代的車輪在飛速前進，誰要是不能堅持終身學習，誰就將被時代的洪流淘汰，這算是對年輕人告誡的一句忠言吧！
劉：您在學術方面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們覺得這與您治學的方法和思想是密切相關的，嚴謹踏實的治學方法和思想態度是您學術成就的根基所在。您對于做學問有著很深的理解和感悟，您的治學方法帶有很強的啟發性。對于如何讀書和做學問，您有什么獨到的見解和看法嗎？
張：一是不虛度年華、不浪費光陰。1951年10月，我從湖南革命大學青年團學校團委會宣傳委員兼校俱樂部主任到學校第三部（財經部）任學習輔導員，開始向教學生涯轉變。轉到理論戰線以后，我就把研究理論作為了一生的追求，并付諸行動。那么，我要怎樣去落實不虛度年華的目標呢？要怎樣才能落實到我的事業中呢？這就要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就是說，我要在這個戰線上有所作為。那么，怎樣才能做到有所作為呢？馬克思在《資本論》1870年法文版“序言”中有一段話：“在科學上沒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的山路不斷攀登，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這段話我記了50多年。二是用保爾的精神拼命去學。在華北大學，我比較系統地學習了哲學、社會發展史和中國近代史，可是沒有學過經濟學，在任部學習輔導員期間，也只結合工作學習了一點經濟理論。怎么辦？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刻苦、認真、專心致志，或者說用保爾的精神拼命去學。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我夜以繼日，如饑似渴地通讀和精讀了已經譯成中文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將俄文譯成中文的《政治經濟學》教程16個分冊，以及一些古典經濟學著作，如《經濟學說史》與《中外經濟史》。讀書筆記寫了厚厚十幾本。當時，由于用電困難，晚上10點就把除路燈外的燈全關掉了。炎炎夏日的夜晚，學校的同事們三三兩兩在門外坪里和草地上，有的聊天，有的拉胡琴……我仍在辦公樓一樓走廊微弱的路燈下，聚精會神地讀書，一邊讀一邊用手帕擦拭額頭上流下的汗珠，一直到深夜。就這樣，我終于系統地掌握了政治經濟學理論。三是孜孜不倦、如饑似渴地學習。從1953年我任教開始，除了“文化大革命”前中期幾年之外，只要在長沙，我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個完整的節假日。工作忙時，就是中華民族最大節日，春節大年初一、中秋節八月十五，我也是在辦公室工作中度過的。離開長沙外出也都帶些學習資料，利用空隙學習。60多年來，我孜孜不倦地學習，如饑似渴地學習，在學習中不斷充實和更新自己的知識，革新自己的觀念，不斷地超越自我。我總是感到時間不足、知識不足、學習不足。我越感到時間不足，就越一門心思地把精力放在學習上，一直到現在我對知識的追求仍然是如饑似渴。每當拿到一本新書時，我就恨不得一下把它讀完。并總是感到時間特別緊迫，大腦總是處于不停地思考的狀態。睡覺在想，吃飯在想，走路也在想。幾十年來，每晚我都是靠吃安眠藥才能睡幾個小時。而一覺醒來，腦海里就有一個問題浮現：要思考。從我的經歷中深切地體會到“學到老才能干到老”的真正含義。四是走“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治學道路。如果說我的治學道路有什么特點的話，概括起來就是三部曲：第一步，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第二步，形成方案進入決策；第三步，理論升華形成體系。我提出和主持的“長株潭一體化”的研究課題，在做了理論和組織的準備工作之后，第一步，就是和課題組成員先后深入三市的主要部門和基層單位，進行調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在這個基礎上，進入第二步，經過反復研討，向省委提出總體建議性的實施方案、戰略研究報告和專項實施方案，并進入決策。同時，把這些成果匯集主編出版了《經濟區理論與應用》一書。但我并沒有停留在這一步，而是進一步進行了系統的理論思考，提出了建立城市經濟區學學科的設想，并設計了它的框架，得到了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贊同和支持，主編出版了《城市經濟區學》專著，初步形成了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一個新的交叉學科的結構和理論體系。我主持和完成的其他重要研究課題，也基本上是按照這樣一個“三部曲”的路子運作的，在研究的過程中把理論與實際、應用研究與理論研究、為決策服務和豐富理論結合起來。
劉陶 男，1984年出生，河北玉田人。管理學博士，現為省社科院（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區域經濟與綠色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數字文化經濟研究，主持參與國家、省級課題多項，在國內外刊物發表論文10余篇。
徐淑芳 女，1989年出生，湖南永州人。新聞傳播學碩士，現為省社科院（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區域經濟與綠色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文化產業與文化傳播研究，主持省級課題多項，在《經濟日報》《求索》《毛澤東研究》等期刊雜志發表論文10余篇。
（來源：湖南省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