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志研究員小傳
1953年2月生，漢族，湖南省新邵人，中共黨員，教授，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評審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1995年任湘潭工學院黨委副書記兼副院長，1999年任常德師范學院院長，2001年任省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院長，2013年擔任省政協常委，2016年退休。退休后繼續擔任從2009年開始兼任的長沙縣開慧村黨支部第一書記。2021年3月，榮登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主辦的“中國好人榜”。2021年11月，榮獲第八屆湖南省道德模范稱號（敬業奉獻類），同年被評為2021年度“感動湖南”十佳人物。獲湖南省“五個一”工程理論文章獎1次，獲湖南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1次、二等獎2次。
主要論著
獨著：
《先秦諸子經濟哲學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經濟道德層次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為思想而行動 為行動而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合著：
《深化湖南農業產業化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2002
《農業產業空間轉移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遇到的五大理論問題》，紅旗出版社，2005
《當代湖湘文化應該實現十大轉換》，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哲學》，紅旗出版社，2007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紅旗出版社，2009
《思想庫 智囊團：社會科學院初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意志力》，紅旗出版社，2014
《智庫學概論》，中央黨校出版社，2015
把學問寫在大地上
朱有志老院長從湖南省社科院退休多年，卻退而不休，繼續不拿薪水不領補貼在長沙縣開慧鎮開慧村擔任第一書記，平時在院內很難見到他老人家。接到采訪任務后，幾經聯系，才有幸采訪到了朱院長。并記錄了朱院長為真理斗爭，為人類工作，為往圣繼絕學，為農民謀幸福的深邃思想、高尚人格與精彩心路。
為黨做一顆過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螺絲釘
李寒秋、謝振華（以下簡稱問）：聽說您在20世紀8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就以關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宏大敘事著稱，經常在理論上挑戰學界名流，很有馬克思當年為人類工作、為真理斗爭而不畏懼任何權威的風采。您能具體說說當時的情況嗎？
朱有志（以下簡稱朱）：我是1978年考上大學的，是名副其實的“老三屆”。當時處于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思想解放，人人都有一股子奮發有為，敢想敢說的精神。黨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時代需要什么，我就思考什么，研究什么。我在讀大學的時候以學問為重，以信仰為先，尊重科學、不畏權威，認真學習，勤于思考。讀大學期間我就回家兩次，其余時間專注看書、寫論文。當時我整本抄錄哲學名家著作，通過抄錄他們的思想，來理解他們怎么樣表達思想。大一時，思想界和理論界正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熱烈爭論，我針對當時理論問題提出“實踐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觀點，撰寫出大學時的第一篇文章《簡述實踐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新華文摘》和《中國哲學年鑒》摘登。我本科畢業論文的題目是《韓非子術治學說之我見》，是因為認真閱讀湖南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一中老師《韓非子術治學說不可取》后發現有可商榷之處。當時向后來成為我博士生導師的唐凱麟教授請教，唐老師委婉地勸說，“這篇文章是我審的?！币馑际且也挥脤憼庿Q文章了。我據理力爭的理由是，《湖南日報》都因這篇文章發了爭鳴啟事，還是應當寫文章爭鳴一下。最終我的畢業論文獲得唐老師給予的優秀評價，發表后被全國韓非子研究權威、南京大學的陳奇猷教授主編的《韓非子導讀》一書列入“進一步研究韓非子的必讀書目”中。1986年7月30 日，黎澍同志在《光明日報》發表《再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一文，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完全錯誤”的，并認定其存在“三個錯誤”。我在長沙理工大學學報上發表論文《“三個錯誤”的錯誤——和黎澍同志談“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從理論、邏輯、事實等方面同他進行商榷。黎澍同志是當時國內歷史學研究領域的權威人物，我并沒有因為他的權威地位而退縮，而是敢于堅持己見。我想，這也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做到的，那就是要有為人類而工作的情懷，要有敢于為真理而斗爭的精神。
問：您常說當代學者要熟悉從亞里士多德到維特根斯坦，從亞當·斯密到克魯格曼的知識領域，這些知識領域分別屬于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跨度極大，請問您是怎么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把這些知識領域結合起來的？
朱：從亞里士多德到維特根斯坦，從亞當·斯密到克魯格曼的著作，我都讀過，目的就是要學習古今中外各位圣賢的理論思想。在研究過程中，把經濟和哲學結合起來，這就是馬克思治學方法。馬克思是十九世紀最博學最偉大的思想家，一輩子為人類工作。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就是把哲學和經濟學結合起來，讓社會主義理論科學化，從而為全人類展示共產主義的光明未來。所以合格的學者就是要像馬克思一樣博學，通讀經典名著，通曉各類知識，為人類通過真理求解放而辛勤工作。
我認為從人類思想史上來看，做學問最需要的是信仰，而堅定信仰關鍵在于自己的選擇。我為什么要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為什么一生堅持關注和實踐“三農”問題，這不是簡單地做學術文章謀生存飯碗，而是自己在全身心地實踐真理。從人類政治史和思想史來看，凡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是同情弱者，為了弱者；同情窮人，為了窮人；同情民眾，為了民眾；同情無產者，為了無產者。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是無產階級求自身解放和解放全人類的武器。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雖然沒有馬克思當年語境下的無產階級，但是農民和工人生活條件還是相對艱苦。我認為只要為工農服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為弱者服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為農民服務，就是馬克主義者。
馬克思有言，哲學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其意思是理論與實踐一刻都不能分離，而一個學者最終的考驗就是要知行合一、表里如一。馬克思主義者的信念就是要幫助弱者和窮人獲得解放，馬克思主義則是無產階級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類的思想武器，而我作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愿意在有生之年為彌補貧富分化與填平城鄉鴻溝身體力行、至死方休。
問：您最早的著作是《先秦諸子經濟哲學思想研究》，這部書的出版填補了當時國內相關研究的空白，請問您當初為何選擇了這個對現代中國人極為陌生的冷門學問？
朱：當年我研究的是經濟哲學，即經濟中的哲學問題。讀大學時我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相關著作進行研讀，就想把中國古代思想史和我自己研究的經濟哲學結合起來?！断惹刂T子經濟哲學思想研究》就是對先秦諸子的經濟哲學思想進行個案分析，并將市場經濟哲學和先秦諸子經濟哲學思想進行對比研究，落腳點在先秦諸子經濟哲學思想的現代意義。先秦諸子的經濟哲學思想充滿了內在矛盾，反映出階級性的內容，表達出社會性的內容，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是對立統一的矛盾共同體。在對立統一中，階級性是其本質和基礎，社會性是其表現和補充，階級性否定社會性而社會性又制約著階級性。因此，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者來說，為構建自身的理論體系就要像對歷史上其他的思想材料一樣，既要批判地消滅其階級本質，又要解救出通過階級意識所獲得的社會內容，這對于開辟先秦諸子研究的新領域，提升經濟哲學的研究水準乃至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哲學，有一定的學術意義。中國先秦圣賢早就對當時的經濟社會現象作了思考，我就把他們的思想整理出來，目的是為了服務當代社會主義中國，是為了黨的智庫研究作貢獻?？追蜃雍椭T子百家當年其實也都在做智庫研究，孔夫子周游列國，孟子游說梁惠王，墨家門徒奔走天下，都是為統治階級提供智庫服務，包括董仲舒、王陽明等思想家也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為政治家服務，都是不同學派的理論螺絲釘。我也是一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螺絲釘，就是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的螺絲釘。至于什么是經濟哲學？1988年我三十多歲時在《哲學動態》上發表文章《經濟哲學簡論》中寫道，“假如經濟哲學是哲學家的經濟學或者是經濟學中的哲學，那么經濟哲學永遠就不是經濟哲學”。后來90年代在上海關于經濟哲學的研討會，左邊批判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右邊批判復旦大學哲學系主任俞吾金。1998年程老文章和俞老文章的觀點加起來，就是我寫的《經濟哲學簡論》文章所提出的觀點，就是經濟觀和經濟方法論。當時我對期刊主編說，“我只是湘潭小地方學校的老師，你們也敢發表？”他說，我們是憑水平，不是憑地位。后來我在《求索》2002年第1期發表《昔日的“資本家”何以成了今天的“建設者”？》一文，就是用歷史唯物辯證法、經濟理論和哲學理論解釋了黨的理論創新是正確的。
問：十八世紀英國的亞當·斯密以一本《國富論》奠定了其現代經濟學之父的學術地位。同時他又寫了一本《道德情操論》，這本書對人類文明的重要性比《國富論》有過之而不及。您曾經也寫過一本類似的著作《經濟道德層次論》，請問您是如何思考經濟與道德之間關系的？
朱：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從20世紀80年代起步，我從青年時代到中年時代全程經歷?！督洕赖聦哟握摗愤@本書寫作的直接背景是小平同志南巡后，當時改革開放加速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但當時國內還存在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道德對立起來的觀念。當時社會上針對改革開放一直存在很多爭論，比如要引進外國資本家，那不是來剝削我們？這是不道德的；還有人認為私營經濟要經濟盈利，違背了社會主義道德規范……，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中關于經濟道德的評判是混亂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嘗試著在理論體系上分層次提出道德范式，分層次提出道德規范，解決道德及道德評判混亂的問題。
在《經濟道德層次論》這本書中，我提出經濟發展、交往、運行道德，經濟發展層面要利群，經濟運行層面要互利，經濟交往層面要利他。經濟發展道德、經濟運行道德和經濟交往道德要分別遵循利群、互利、利他等三個原則；效益結合速度、效率兼顧公平、局部服從全局、目前慮及長遠、勤勞儉樸、公平競爭、循章協作、誠實守信、克己奉人、扶貧濟弱、解困助危、敬老愛幼等十二個范疇，有助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同經濟空間道德現象進行理論解析；有助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不同經濟層次的非道德行為進行不同的道德鞭撻；有利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不同層次的經濟活動進行不同的經濟道德行為規導；有助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合理的道德辯護。
現任湘鄉市市長郭勇在讀完《經濟道德層次論》跟我說：“朱院長，你提出的經濟道德層次論與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層次有異曲同工之妙”。我說，我在八九十年代運用層次思維方式分析復雜的經濟社會現象，提出相應的概念、原則和規范，解決了道德理論的混亂現象。我們黨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引進外資，發展個體，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直到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一個尊重客觀事實與發展規律的政策連續體。我很榮幸在黨的這個政策連續體的形成過程中貢獻了自己的理論智慧。
問：您是生于湖南，長于湖南，學習在湖南，工作在湖南的一代學人兼學術領導者和社會活動家。請問您在學術、行政管理與社會活動領域的工作，特別自始至終關注“三農”問題，這是否能有效證明您自覺實踐了湖湘學派先賢尤其是湖南革命英烈所提倡的經世務實、學以致用主張？
朱：我的全部學習和工作與湖湘學派經世致用的邏輯是一致的。我們偉大的湖南老鄉毛主席反復引用湖湘先賢的話語強調——實事求是，學以致用。湖湘是一塊文化榮盛之地，我們作為湖南人要重視和傳承湖湘文化，有責任把湖湘學派的優秀作風發揮出來。湖湘文化尤其是湖湘學派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自朱張會講開始，一直到毛主席的革命實踐，代代不絕，人才輩出，在中華文化系統中不可或缺。我作為湖南人，深感自豪的同時，更自覺有責任把這個傳統發揚好，還要有創新。
我于2006年出版著作《當代湖湘文化應該實現10大轉換》，從十個方面探討湖湘文化觀念的時代性轉換問題。有些從大處著眼，主要從宏觀上探討湖湘觀念的時代性差異及其轉換的必要性和途徑，如“政治文化向經濟文化轉換”“革命文化向建設文化轉換”“人治文化向法治文化轉換”“封閉文化向開放文化轉換”等等。有些則從小處落筆，主要從微觀具體層面揭示了在湖湘廣大干部群眾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過時和有害的思想意識和文化性格。如“重農文化向重工文化轉換”“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轉換”“爭斗文化向和合文化轉換”以及“自負文化向自信文化轉換”等等。還有一些則側重探討湖湘軍事文化精髓在經濟領域的靈活運用問題，如“軍事文化向產業文化轉換”“游擊文化向集團文化轉換”等等。這些“轉換”都是我長期思考湖湘文化和總結近現代湖南革命先烈實踐的思想結晶，都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基本上觸及到了長期以來湖南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文化觀念癥結。我在學術研究上首次提出“爭斗文化”“游擊文化”“自負文化”并對其進行本質研究，對全面深刻認識湖湘文化精神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這也是我作為湖湘學派繼承人的一點貢獻。
問：您曾經響亮率先喊出湖南人要有經濟自信的口號，又為湖南經濟實現彎道超車出謀劃策，您這些主張最后都成為了省委省政府的正式決策。能就此談談您這種敢為人先，腳踏實地的作風是如何養成的嗎？
朱：很多人認為湖南人能打仗，能搞政治，不會搞經濟。這不利于鼓舞湖南人民的士氣，使得湖南人民搞經濟心灰意冷。我作為湖南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有義務從理論上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要改變這個刻板印象。2003年開始至2005年，我在國內會議上提出，湖南人要有經濟自信。我專門策劃，凝聚省社科院力量宣傳“湖南人要充滿經濟自信”。當時，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同志提出“一化三基”，省委辦公廳政研室提出要從理論角度闡述“一化三基”，專門下文給社科院，要我們把“一化三基”理論化，成為湖南省的發展戰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省委書記張春賢提出彎道超車，當時還存在一些異議。為此，時任省委宣傳部部長路建平同志在全省宣傳部長會議上強調，請社會科學部門、社會科學工作者論證省委彎道超車的發展戰略。我去東南亞考察上飛機前，上級部門打電話要求省社科院為“彎道超車”提供理論支撐。我匯報說，昨天社科院就已開會布置好了，我們的研究方案是要求十天寫出論文，一個月出書。省社科院作為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必須為省委省政府出主意、解難題。
第一篇文章出來后，時任省委書記、省委宣傳部部長都批示了，新華社等幾家央媒進行了報道。全國兩會期間，時任省委書記張春賢、省長周強接受專題采訪，轟動了全國。就在這一年，湖南經濟總量排名進入了全國前十名。湖南省委、省政府運用彎道超車戰略穩住了湖南經濟，也為全國其他省份提供了理論模板。我們社科院首先是黨院，然后才是研究院；我們研究員首先是黨員，然后才是研究員。必須為黨分憂，為國盡忠，為民服務，解決當前社會中的實際問題，要做黨能夠得心應手使用的理論螺絲釘。我在全國社科院聯席院長會議上說，你不為領導解決難題，領導就不會幫你解決問題。首先要做到為領導解決難題，然后領導才能為你解決問題。這就叫有為才有位，有付出才有收獲。
問：2001年您在擔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長后，最早提出要把湖南省社科院建設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省委省政府的合格智庫、湖南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請問您當初提出這個愿景是出于何種深思熟慮？
朱：中國社科院是中國學術的最高殿堂，那么湖南省社科院就要成為湖南學術的最高殿堂，湖南省社科院的定位就是向中國社科院看齊，要成為重要智庫，要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重視，我們要努力的地方太多了。首先是要調整湖南社科院定位，聚焦解決湖南本土問題。主要從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設著手，要提出明確的業績要求，要堅持合理的改革方向，頂住部分不思進取和不求改變者的暫時不理解。要為上級部門服務，要為地方政府服務，要為基層各界服務，要為人民群眾服務，總而言之就是理論要為現實服務。服務不到位，就會沒地位。我院的地位是在2008年中共湖南省委在省外僑辦731基地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又稱“731”會議）上確立起來的。第一年開會不讓我們發言，第二年開會請我們發言，第三年開會請我們主講，我以《危機晚半步、防御早半步、發展跨一步——2009年湖南經濟發展巧用“半步效應”的分析與建議》為題發言，得到了省委書記、省長等參會省領導的高度認可。這個重視程度的提升，就是因為我們的智庫理論服務工作做到了位。至于怎么才能到位，那就是要帶著問題走下去，帶著方案走上去，帶著誠意走近去，帶著韌性擠進去，帶著典型抬上去。把這些工作做到位，湖南省社科院才能真正在國內智庫中站起來，說話有分量。我總結為：要把自己的想法，變成領導的說法；要把自己的謀劃，變成領導的規劃；要把自己的思考，變成領導的思想；要把自己的文章，變成領導的文件。
問：湖南省社科院在學風和作風上曾經存在軟懶散，等靠要等問題，您針對這些癥結提出要“跳起來摘桃子”，“通天連地”和“有為才能有位”。請問您采取了一些什么樣的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來推動全院改變學風和作風？
朱：湖南省社科院長期以來人員偏少，力量偏弱，作風偏軟，資源不足，干勁不強，重視不夠，要成為省委省政府的得力助手，我們要努力的地方太多。我當院長時，中南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大等湖南高校都請我去當博士畢業答辯評審委員會主席，說明高校認可你，有沒有水平，開一次會議，講一個問題，發表一次講話就知道了。我提出“跳起來摘桃子”時有些人反對，我說我們設立的標準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要能夠跳起來摘得到，太高望塵莫及，太低影響積極性，“跳起來摘桃子”既能調動積極性，又能夠達到目標?！巴ㄌ爝B地”中，通天是聯系上級領導和比我們平臺更高的學術單位，連地就是聯系人民群眾，我當院長時，全省123個縣（市、區）我都去過，把群眾想法、現狀帶給省委、省政府。我曾說過“湊上去、擠進去、靠攏去、抬上去、壓下去、推出去”，即主動與黨委、政府及職能部門建立緊密聯系；想方設法參與黨委、政府有關會議及重大決策活動；把有利于社科院發展的各種力量聚攏來；充分挖掘自身優勢，抬出院內有成就威望的專家；通過思想教育和激勵機制把科研人員壓向基層、逼近現實；注重對年輕科研人員的培養和宣傳，推出年輕人勇挑重擔。例如，我們把以張萍老院長為代表的一批省社科院學術精英作為典型推向社會各界，給社科院爭名氣，為新一代樹榜樣，以期出現更多的張萍式的引領社科院發展的先進人物。
我對學者提出這樣的要求——學者既要“上得去，又要下得來”?！吧系萌ァ本褪且獙懗鲎屓俗x一遍讀不懂的書或文章，體現出專業化和學術化；“下得來”就是要大眾化、通俗化、民眾化，列寧和毛主席就是這樣的偉大學者。毛主席的古文很難讀懂，而《為人民服務》這樣的文章大家都熟悉。對于一流學者來說，既要能寫出高深的理論文章，讓專家學者頂禮膜拜，又要能寫出通俗的宣傳文章，讓人民群眾喜聞樂見，毛主席就是能結合這兩個要求的典范。
問：湖南省社科院原黨組成員、副院長賀培育同志這樣評價過您，“始做無用，終有用；始做不行，終能行；始做無成，終有成”，這應該是對您在社科院工作中前瞻性、開拓性和創新性的形象概括吧？
朱：“始做無用，終有用”說的是我對智庫研究的重視。十多年前我就開始重視智庫研究，舉辦內刊《湖南省情要報》，2011年出版著作《思想庫 智囊團：社會科學院初論》，把做好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作為湖南社科院發展的基本使命和主要目標。2015年出版的《智庫學概論》，跳出了哲學社會科學界將注意力集中于基礎理論研究以及促進社會發展方面的慣性思維，開始關注智庫組織本身及其自身發展，并由此大膽提出并充分驗證“智庫學”這一嶄新的學科概念。我的想法是通過智庫學科建設使一批學者自覺達到工作理性自覺，促使智庫學這門新興的管理學科從無至有，從有至優，從優至強。我任院長期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報》推出一系列關于智庫學的文章，如《“智庫學”：范疇、規律與框架》等。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曾說，“中國地方社科院專門研究智庫建設有兩家，一是上海院，一是湖南院”。
智庫成果有大家都知道的“3+5城市群建設”“彎道超車”“一化三基”等論證建議，還有就是關于國家糧食安全問題，我最早提出要把糧食與石油、貨幣一樣看成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武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競爭的戰略武器?！凹Z食安全武器論”這個論斷，在今天仍然不過時。2007年，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研究”立項，2008年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研究”立項，當時全國沒有人研究集體經濟獲得如此大的項目。2017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目標，黨中央要求五級書記抓集體經濟。十多年前，我們研究的問題已經成為今天黨的發展戰略和方針路線。
“始做不行，終能行”說的是我把別人覺得不行的事情做成了。我剛到社科院時，大院里居住環境不太好，每戶門口都放置一個桶子裝垃圾，影響美觀。我提出“將所有的垃圾桶都燒掉”，當時所轄管理部門相關領導怕有人鬧事都說干不了。最后我親自帶隊執行，邊處理邊罵人，說一個省直部門的環境還不如農村環境，一切后果由我負責。最后沒發生一起鬧事事件，做對群眾好的事，群眾一定會支持。
“始做不成，終能成”說的是我修路的事。為方便與省委聯系，我建議要將社科院東門修條路通往車站北路。當時很多人都反對，認為絕對搞不成。我找到時任省委常委、市委書記梅克保，將聘請梅書記作為我院名譽院長的聘請書和修路相關報告送給他。他當眾批示：同意，請相關部門安排。就這樣把路修通了。在我任內，社科院還修建了新的住宿樓和辦公樓，大院面貌煥然一新，建成了花園式辦公區和宿舍區。
問：您在擔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長時，全院以科研為中心，資源和機會向科研人員傾斜，形成了持續至今的良好風氣，影響力長期在地方社科院系統內名列前茅。請問您在工作中是怎樣平衡與協調社科院內科研部門、科輔部門與行政部門三大支柱的？
朱：一是思想教育，二是制度措施，三是行動要求?！叭巳硕加袆撔履芰?，事事都有創新空間”作為院標語掛在墻上，對院進行教育改造。作為科研單位，要講創新。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創新，我就講，不僅寫文章、寫調研報告需要創新，就連打電話都要創新。舉個例子，很多人認為通知參加會議的電話很簡單，其實不然，如我們開院長辦公會，需要請一位處長參會，黨組秘書直接打電話說，某處長趕快來參加院長辦公會。這種通知是機械的、簡單的、粗暴的方法，也是不動腦筋、不負責任的方法。如果某領導心情不好，就不愿來，要換一種說法，“處長，你太偉大啦，你不參加，院長辦公會都開不成，要拜托你參加”，就算處長有事不能，他也會想辦法過來。創新必須要自己認識到，領導不會教你。從學術的角度來講，很多學生寫文章時沒有新意，思路和文字都是抄的。我理解創新是分層次的，包括原創性創新、聚合性創新、發展性創新。舉個例子，毛主席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屬于創新。這個理論的完整表達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一是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是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創新前提，二是武裝奪取政權并不是舊有政權理論的簡單重復，也不是舊式武裝奪取政權模式的重復；三是農村包圍城市是相對于以城市為中心的理論創新，我們走的革命道路與蘇聯的道路不一樣。因此，“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創新屬于第三個層次的理論創新。我們作為理論工作者必須意識到我們在哪個地方創新，在哪個方面創新，在哪個層次創新。這與問題意識是一致的，我們在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層面上創新。我們要學會創新理論，創新觀念，找到創新點，實際上就是科研方法論，同時也是工作方法論，理論創新和工作方法創新是一致的。
問：您在擔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長期間，用人之長不拘一格，開放包容兼收并蓄。您曾經說過，做學問最重要的是做境界，做領導最重要的就是做格局，請問您在自己身上是怎么調和學術家與政治家兩個角色的？
朱：我擔任院長期間招用各類人才，量才錄用，用人之長，從基層政府、數學和外語專業等引進人才，這些人有著豐富的基層實踐經驗和工作經驗，改變了社科院傳統的單純書生氣氛圍。很多人在社科院里經受了鍛煉，又在各地和各行業中發揮了骨干作用。
我剛到社科院時，社科院的待遇相當低，根本留不住人才。我當時在全院大會上力主所有的研究員每月加一千元津貼，所有人的工資翻番。在社科院任院長期間，我開通了新路和新門，修建了新的宿舍，修建了新辦公大樓，改善了社科院院內環境，讓科研人員有了安心工作與生活的環境。當然，這些成績的取得，是我和黨組一班人，還有全院廣大干部職工共同努力的結果?？焱诵輹r在全院職工大會上我曾經說過，社科院內有能力的人才，院黨組都重用了。雖然我們重用的人，不一定全部都能力突出。我們當時的用人考慮就是在能力、資歷和德行三個條件中找到平衡點，使整個干部隊伍呈現出德才兼備、和衷共濟的局面。
我曾經提出，“為行動而思想，為思想而行動”，這也是社科院的口號之一。對研究者而言，要為行動而思想；對管理者而言，要為思想而行動。這句話產生的過程是我從澳門參觀回來，我談到要為政治家、企業家、廣大人民群眾的行動而思想。當時童中賢同志組織了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究城市問題。他說開學術會議就是搭建學術平臺，形成學術氛圍，促進產生新的學術思想，那就是我在為思想而行動。我認為這句話可以成為社科院的名言。我把這一名言進一步論證與提升，撰寫《為行動而思想 為思想而行動》一書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為了改變世界，為了針對客觀世界存在的問題，包括領導要解決的問題、群眾要解決的問題、社會要解決的問題，而思考、而行動，最終改變世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問：您在擔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長的期間處理院內人員各種思想困惑和人事矛盾時經常說，心里想不通，讀讀毛澤東。請問您在求學悟道和行政管理工作中從毛澤東生平和毛澤東思想中得到了什么教益？
朱：我崇拜毛澤東同志，我做群眾工作，協調群眾的方法都是從毛澤東思想中學到的，深受啟發。有人問過我一個怪問題：“你是“文化大革命”后讀的大學，為什么對毛主席這么高的評價，這么熱愛毛主席？”我說，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我讀不了大學，但是沒有毛主席，我小學都上不了。毛主席時代為國家打下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才能有條件。我用自己親身經歷通俗地闡述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三十年的關系”重要論述。這與我的家庭教育有關，46歲時，組織任命我擔任常德師范學院院長，我去詢問病床上的母親，說“娘老子，組織任命我去常德工作，我就不能經常陪你吃飯了”。她清醒地說：“你要安心地工作，你不在我身邊，你反對誰我都沒辦法，但是你一定不能反對毛主席。一定要尊重毛主席?！蔽以陂_慧村的墻上就印了小平同志關于毛主席的話：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我從毛主席思想和生平中收獲的最大教益就在于創新兩個字。歸根結底要有心才能創新，處處要用心，事事要精心，才能考慮周全，做出新意，才能最終把工作做好。而要把工作做好，就是要做群眾工作，走群眾路線，讓群眾滿意。對于我的研究領域來說，我撰寫《農業產業空間轉移論》也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例子。當年的革命之路轉變為今天的建設之路，其中的內核是一致的，都是要實事求是，都是要尊重客觀規律，都是要敢于創新。
對黨忠誠 不負人民 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問：沒有信仰就沒有意志，沒有意志就沒有勇氣，沒有勇氣就沒有戰斗力，勇氣歸根結底來源于信仰。您是一名老黨員，共產主義信仰是您終身的圭臬，您能談談共產主義信仰對您一生重大選擇的決定性影響嗎？
朱：我生在紅旗下，長在黨懷中，一路成長和進步離不開黨的培養和教導。我的父母雖然都是農民，但都是很有天分和努力的人。他們為什么沒有取得什么成就，原因就在于他們不像我一樣得到了黨的關懷。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建筑在黨和國家提供的最大資源的基礎上，所以我一生的工作都是屬于黨的偉大事業的一部分，為此我感到極為榮幸和自豪。一滴水怎么才能永不干涸，釋迦牟尼說，把它放到大海中去。共產主義者理應有著比宗教信仰者更加堅定的信念，這樣才能真正把一切都獻給黨。
我作為普通農民的兒子一路成長，從高中生到大學教授到社科院長到兩百多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審閱專家之一，退休后的待遇不低。我想的是要用何種方式回報黨的培養，要盡量做點實際工作。馬克思開創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本質就是反對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為弱勢群體服務，為基層社會服務，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因此，我于2009年開始兼任開慧村黨支部第一書記，退休后謝絕了多家單位的高薪聘請，時任教育廳廳長肖國安請我去當大學校長，我說我去不了；時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長李建國三次請我去年薪一百萬、兩百萬的單位，我都不去。我想，為農民謀幸福比這一兩百萬元收入的個人利益更加重要。繼續在開慧村工作，就是為了堅守自己的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我從農村中來，最后又回到農村中去。農村是整個國家治理中的蓄水池、防空洞、壓艙石。毛主席說農村這個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必然會去占領。習近平總書記說要憂黨憂國。我們為黨為國而憂，我到農村去就是為國為黨，要讓黨建占領農村陣地。
問：在您的主持和大力推動下，湖南省社科院寫作組出版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遇到的五大理論問題》《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哲學》《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意志力》四本著作。這四部著作系統分析了當代共產黨人的五大理論問題和三大關鍵實踐支撐，請問您當初是怎么考慮的？
朱：當時沒有通盤考慮，首先撰寫《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遇到的五大理論問題》，出版后反響很好，幾次重版，紅旗出版社編輯也給我們信心，鞭策我們進一步思考全黨面臨的全局性問題，在當代共產黨人這大標題下撰寫后面的書籍，思考全黨的大事，為黨和黨建、治國理政作出理論思考。撰寫《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遇到的五大理論問題》這本書的緣由可以說是一次社會矛盾的交鋒。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一天，我從湘潭乘火車去婁底，目睹了車廂里一位年近六旬工人黨支部書記和一位二十歲出頭的下屬關于共產黨“發家”的爭執。在時代更新，世事變遷、社會開放化、事物復雜化、思想多元化的今天，要有效地說服動搖者、教育懷疑者、回駁反對者，光有對共產黨的深厚感情還遠遠不夠。2000年春，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發現學員們提出許多帶有普遍性的政治理論疑難問題。當時我想，在我們這個層面的干部中都還存在如此多的疑慮和困惑，那么在基層干部和群眾中就更需要解疑釋惑。我向中央黨校建議在全國組織專門班子對人們普遍關注的政治理論問題進行研究，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同志將建議轉呈當時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的胡錦濤同志。這件事激勵了我一定要寫一本書來回饋黨中央領導的重視。
2001年，省委安排我到社科院任職，我經常到基層開展社會調研，在基層發現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三個代表”“社會主義”“股份制”“私營業主”等理論和事物的認識存在較多問題。2003年，我應邀到邵陽市大祥區雙休日干部理論學習班上“講課”，題目是《注重理論學習，加強理論研究》，我概括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靈不靈”“三個代表：新不新”“社會主義：是不是”“股份制度：公不公”“私營業主：怕不怕”等五個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問題，大家認為，這五個問題概括得很好，很有意義。我便從“意義”中發現了提煉“問題”進一步研究的“價值”?！懂敶袊伯a黨人遇到的五大理論問題》作為2004年院重點課題立項，組織集體攻關，并得到中宣部、省委宣傳部的支持和指導，最終在社會上起到了重大的思想解惑作用。
問：“對黨忠誠必須是純粹的、無條件的，是政治標準、更是實踐標準”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全黨的要求。請問您在長期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如何理解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忠誠觀的？
朱：作為一個四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我對黨的教導身體力行，幾十年如一日，未嘗有一刻懈怠。本職研究工作之余，我也看電視了解輿情，了解社會動態。當年湖南衛視連播“三季”《絕對忠誠》，講的是新中國科學家群體為國家發展和人民幸福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反響。在廣泛的反響中，有兩個問題：一是為何倡導忠誠？二是忠誠何以要絕對？我寫了篇文章《假如“忠誠”不“絕對”——觀看〈絕對忠誠〉的遐想》在湖南紅網上發表。我是黨的理論工作者，絕對忠于黨，無條件為黨的事業奉獻是第一位的政治要求，是黨性的最高體現。黨的理論工作者的天職就是當好黨的參謀和智庫，要有甘當幕后英雄和無名英雄的覺悟，要有一切都服從于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奉獻精神。作為黨的理論螺絲釘，我最大的榮耀就是要把生命中的全部時間和精力毫無保留地奉獻給黨的事業。對于我來說，絕對服從黨的安排，以黨的需要為最高標準和第一選擇，任何時候都不討價還價和計較個人得失?，F在黨內有些人總以為自己有水平，自己的一切都是憑本事掙來的，組織給自己提供的機遇和幫助則是理所應當的，把榮譽歸功于自己，把過錯推諉給他人。實際上是：離開了黨提供的機遇和條件，任何個人都會一事無成，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該認識到這一點。我自己這一生中能有一定的成就，首先還是歸根于黨的信任與培養。我一生的一切選擇，都出于自覺自愿，都出自赤子本心，歸根結底都是因為熱愛黨，感謝黨，要為黨盡忠，要為黨盡力。
自強不息 奮斗終身 扎根社會 服務人民
問：您出生于湘中地區新邵縣農家，終生研究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退休后又扎根在長沙縣開慧鎮開慧村，和當地農民打成一片，做了一個沒有任何報酬和待遇的“廳級村官”，成為了公眾眼中感動湖南的中國好人。能談談您做出這種非凡選擇的心路歷程嗎？
朱：我們這代人長在紅旗下，有個時代情結，就是想為黨、為人民群眾多做點實事。我去開慧村任職，不是為了爭當典型，而是想把開慧村作為農村工作的觀察站，通過親身經歷來發現當前農村基層工作的難題，發現農民的困難，思考更好地解決“三農”問題。2021年7月23日，時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張宏森批示：對朱有志同志事跡要集中采訪、集中報道。集中采訪就是央媒、省媒、市媒、縣媒每級官媒都來采訪，集中報道就是各類報紙、電視等都報道出來，這是一種宣傳手段。當時，有記者說我：“你境界很高”。我回答：“不是境界高，而是感情深，就是對黨的感情深，對農民的感情深?！?/p>
我是農民出身，從小光腳在山上打柴，父母都是農民。我父親只讀一年書，當過村黨支部書記，我母親是文盲，但她能背誦三字經、增廣賢文等。我父母為什么不能擔任校長、院長等職務，是他們不努力嗎？不是，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條件，我出生就在黨的紅旗下成長，黨和人民給了我條件，讓我上小學、初中、高中、大學，讓我擔任大學校長、社科院院長。這些條件都是黨和人民給予的。黨和國家花費多少錢培養我們。要感恩父母，更要感恩的是黨和人民。這句話不是我第一天講的，我在第一本著作后記中就寫：感謝老師，感謝領導，感謝同事，感謝父母，感謝家人，最后一句就是感謝黨。對上述發揮整合作用的是黨和黨的偉大事業。如果沒有黨的力量，沒有社會主義制度，能夠讓我的父母、親人、同事、領導這樣關心我嗎？他們關心我，是在黨的領導下和黨的制度下關心。
我擔任社科院院長，表現形式是省委任命于我，本質是黨的關心。正因為這樣，我從一個農民兒子成長為大學教授、大學校長、社科院院長、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評審專家，都是黨給予的，我們退休后，黨還給予我們退休金，房子、車子、吃穿住都有了，剩下的應該是我用什么方式感恩黨、報答黨，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回饋黨和社會。馬克思主義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理論，為窮人的理論，為弱者的理論，在當代就是為工人農民。在中國，農民是大多數的，因此，我的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就是為農村服務。我就下決心到農村去，堅定不移到農村去，不會被任何困難動搖。
問：您曾這樣評價自己，“能說洋話（英文），也讀古文、敢講官話（作報告）、愛講土話?！蹦苷f這四話，就既能與洋人又能與古人對話，既能與精英交流，又能與群眾交流，這不僅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心態，能就此談談您生活中的相關切身體驗嗎？
朱：我57歲去美國學習半年，長沙《星沙時報》總編輯周國大學剛畢業就來采訪我，問“朱院長，您擔任村干部的能力怎么樣？”我說，我沒擔任過村干部，不知道能力怎么樣，但是有點我可以告訴你，我是當代中國唯一的一個能講洋話（英文）、會讀古文、敢打官腔（作報告）、愛講土話的村黨支部第一書記。他報道出來，獲得湖南省新聞獎二等獎。我個人沒有什么癖好和娛樂，到現在平時還是以寫字自娛自樂，每天寫一張字帖。我42歲時在湘潭工學院擔任黨委副書記主抓學生工作，當時校內有人說我不會唱歌跳舞，也不會體育運動，怎么能走近學生？其實我最擅長的就是通過聊天和學生交流，傾聽他們的心聲。最終贏得了學生的信任。
我在大學和社科院工作時，領導的是知識分子，我是評教授的教授、管教授的教授；現在領導和服務的對象是農民。由于文化差異和經濟結構等原因，農民有些話聽不懂、聽懂了做不來、做來了做不好、做好了最后沒效益。當村黨支部第一支部書記，我和農民一起下地、一起插秧、一起打稻、一起修路、一起架橋，一起流汗、一起流淚，真正和村民有了感情。跟農民在一起工作生活，他們厭惡的是你看不起他，煩你擺知識分子的架子。這就要求我和他們一樣去干農活，要放得下架子、彎得下腰子、挽得起袖子、邁得開步子、掙得了票子。如果你高高在上，農民也瞧不起你。要通過修路架橋、插秧打稻等各種活動，跟他們一起吃苦流汗，真正融入他們。
我們村里有一個習俗，八九十歲老人去世了，去拜祭的人要下跪。我去了之后，放下架子，他們的子孫下跪，我也下跪。尊重農民，他們對你的信任感就不一樣。有一次我們在檢查新村部大樓的工程建設，正在二層樓上，突然天下大雨，我趕緊往樓下走。此時，一個不認識的小伙子撐過來一把傘。我問他貴姓，他說：“朱院長，我爺爺去世時，您老人家去下跪了?！边@件事令我很感動。有一次，一位領導讓我談農村的感受，我講起了此事，那位領導說：“你真誠地為他爺爺下跪，他就主動地為你送傘！”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到，只有對村民交心，村民才會把你當作他們自己人。
問：您作為省社科院院長到開慧村擔任一名黨支部書記，每天打交道的對象完全和社科院處在不同的層次，工作事務也跟學術理論工作缺乏關聯，請問您最大的感觸和收獲是什么？
朱：收獲很多，流于瑣碎，千頭萬緒，一言難盡。我可以舉個例子，就是《開慧村語》這個我寫的語錄體系列叢書。我在開慧村，每天工作之余寫下一張紙的內容，包括每天的隨時記錄自己的思想和感想，生活性和實錄性強。是當代知識分子深入農村最真實、最生活化、最具體化的寫照。記錄的一張紙的思考，包括創新性思考、創新性提法、創新性想法?！堕_慧村語》系列叢書是我將所學所思所悟編成而來的，用毛筆記錄一年工作中的感悟和平時思考、抄錄馬恩列斯毛鄧以及習近平總書記的思想等內容，表現出當今知識分子思考什么，想什么，抄什么，錄什么，得出什么結論，提出什么要求等，這就是要對黨的事業、對社會、對農村農民教育政策有極大熱情?？上У氖?，很多可以寫成論文的論點沒時間寫成論文。有人提出可以撰寫書籍《一張紙上的思想》，里面有很多創新性思考、創新性提法、創新性說法。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長賈主席讀了《開慧村語》發短信給我，評價說我似對“三不朽”中的“立言”由懵懂轉向豁然，您將工作與生活中的思考隨時寫成“語錄”，其思考之深、針對之實、啟發之至、誠懇之切，似有偉人語錄之功效！這當然是過譽之言，但對我有著極大的激勵作用，激勵著我在開慧村繼續扎根下去，為村民服務。
問：在湖南省社科院內，長期流傳著您的人生傳奇，那就是“讀完中學教中學，讀完大學教大學，讀完博士結婚生女，戰勝癌癥自強不息”。請問是一種什么樣特殊的品質、意志和精神支撐著您走過這種傳奇人生的？
朱：在社科院時，曾經有位小孩問我讀書怎么樣，我就說，“高中畢業教高中，大學畢業教大學，博士畢業教博士”。20世紀70年代，當地政府在中學學生中選一批德才兼備的學生作為教師培養，當時我高中還沒畢業，在黨的關心下就作為一個農民子弟參加工作了。我從1972年到1976年教了3年初中2年高中，上大學之前，我在高中教畢業班數學，在初中教數理化外，我沒教過語文，當時語文老師較多。1977年考大學，1978年成為全國首屆大學生?？即髮W時，我跟縣教育局局長說，我要考大學。他說：“你已經工作了，大學畢業后要回來教書，去不去考由你，準不準讀書由我?！毙ｎI導跟我說：“組織在考察將我調到陳家坊中學當校長?！蔽耶敃r拿到校級干部的工資41.5元，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后拿的工資才39.5元。我開始猶豫，不想考大學。我母親的一句話點醒了我：“你還是要去考，如果考上不準你讀，你去當校長也會增加威信?！蹦且荒昕即髮W報名至考試僅有一個月時間。而我因報名花費了十天的時間，只剩下二十天的準備時間。報名前一天，我又打退堂鼓說，報名要五角錢，我母親又說：“五角錢怎么舍不得，難道要給我買糖吃？”在填報志愿時，我問新邵五中的高中班主任，他說：“如果大學畢業后要回來工作，你還是報文科，干脆報湖南師院政治系?！蔽耶敃r第一志愿填報的是湖南師院政治系，第二志愿填報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復習時，我邊工作邊借他人復習資料備考，最后考上大學，成為提前批錄取到湖南師范學院政治系師資班，大學畢業后就在湘潭工學院教大學，后來博士畢業后就在湖南農業大學教博士。
在這個不斷學習又不斷教學、活學活用、邊教邊學的過程中，我特別認真，做足了呆功夫。我在教高中畢業班數學時很多知識都沒學過，都是靠自學，學會了就教學生。我教的學生都會解題，有位科班出來的大學生教的學生不會解題。我認為，除了要把教材弄懂，還要關注知識點中的內在邏輯關系。我在學術工作上一直堅決服從黨的安排，以黨的工作需要成為我的選擇，以黨的需要、組織的需要為需要。我在湘潭工學院開始教哲學，學校成立經貿系，沒有人當系主任，學校就點名要我上任。我說我不是搞經濟的，我的領導說你是搞經濟哲學的，可以勝任。后來我集中精力重新學習西方經濟學，學教寫編，研究經濟學。1985年我因癌癥做手術，黨組織對我表現出極大的關心，全部治療費用都報銷了。后來工作任務很重，又要搞教學，又要搞業務，我寫了副對聯“家務業務政務，事事要務；藥苦身苦勞苦，樣樣皆苦”，橫批：苦中務樂。我認為，我的學術生命、政治生命、自然生命都是黨培育的、給予的、挽救的，我的生命緊緊和黨連在一起，我要把生命中全部的時間和精力奉獻給黨的事業。
李寒秋 男，1972年出生，湖南省社科院（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原在湘潭市工商銀行工作，從2000年開始撰寫了大量國際問題領域的文章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謝振華 男，1985年出生，湖南省社科院（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管理學博士。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１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