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凡研究員小傳
1931年9月生，男，湖南益陽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歷任文學所所長、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曾任湖南省文聯委員、省社科聯委員，省文學學會副會長、省作協理事、省湖湘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毛澤東文學院特邀客座教授、湖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榮譽主席。長期從事文藝理論批評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是國內知名的周立波研究專家和文藝評論家，迄今發表、出版400多萬字的作品、論著。研究成果曾獲湖南省優秀社科成果獎、湖南“五個一”工程獎、中國新聞獎（評論類）、全國一級學會優秀成果獎等。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9年獲得中國文聯頒發的從事新中國文藝工作60周年榮譽證書和紀念章。
柔軟的文海之帆，鋼鐵鑄就
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的大院里，時常會看到一位拄著拐杖、頭戴鴨舌帽的文瘦老人。那是文學所的第一任所長胡光凡，今年已經92歲高齡。胡所長在當代文學研究界和湖南省社會科學界名氣很大，他在改革開放后傾半生之力開創了全國周立波研究的全新局面，長年關注湖南文學和文藝的新發展，離休后更是以驚人的毅力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參與文藝批評，直至當下。在跟胡所長交流的過程中，總能在他謙和的益陽口音中，在他溫暖的笑容里，感受到內里的堅韌。我時常聯想到他“鋼帆”的筆名，柔軟的船帆、鋼鐵鑄就，在七十余年文藝生涯的大海中始終乘風破浪、堅韌向前，不就是胡所長漫漫學術人生路的真實寫照嗎？
人生：從“報人”到“學人”
劉啟民（以下簡稱劉）：胡老所長好，很高興有機會能向您請教！在1978年來到省社科院之前，您一直在湖南日報社擔任編輯、記者，在編輯、記者崗位上堅持了20余年。您能談一談，在湖南日報社的編輯記者生涯么？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胡光凡（以下簡稱胡）：好的。1949年，我18歲從長郡中學畢業后，參加了新華社湖南分社和新湖南報社聯合辦的新聞干部訓練班，叫“新干班”。1949年12月，我從“新干班”結束學習后，就被分配到中共湘鄉縣委擔任通訊干事，1950年11月又調回新湖南報社，也就是后來的湖南日報社。我在湖南日報社做過記者，在全省跑新聞，后來又專門去做文學編輯，主要任務是編輯《湖南日報》第三版和《湘江》文藝副刊，在這個崗位上做了很多年。當時，新華社湖南分社和新湖南報社是在一起辦公的，先在三公里街巷，后在經武路261號。樓上是新華社湖南分社，樓下就是我們。在報社工作的確很辛苦，責任重，壓力很大。手里頭若沒有幾篇有分量的稿子，晚上都睡不著覺。所以日常的工作，就是在想選題、準備稿件。
劉：其實您可以算是新中國新聞宣傳系統培養的第一批干部？
胡：可以這么說吧。
劉：您在報社堅持工作了20余年，這對您后來從事專業性的文學研究有什么樣的積累與滋養？
胡：那肯定是幫助很大的。第一是能接觸現實社會、開闊眼界。做記者要下到基層去采訪，我開始是做工業報道，后來又做過文化教育報道，農業方面我也比較熟悉，涉及的社會生活面比較廣。我采訪過很多社會主義建設的典型單位和人物，包括勞動模范和模范支部書記。后來編《湖南日報》第三版和《湘江》文藝副刊，我策劃編纂“革命回憶錄”，請那些從革命戰爭年代走過來的著名人物親自寫文章，然后整版刊發他們的文章和事跡。我從湖南日報社的工作經歷中獲益良多，一方面熟悉了革命戰爭年代的情形，另一方面比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新中國建設時期湖南各個領域的現實情況和面臨的困難，這對后來做現當代文學研究是非常有幫助的。在理論學習方面，我也獲益于這段工作經歷。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在湖南日報社做編輯，我對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系列文藝理論論述，有一個自覺的、逐步深入的學習過程。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到毛澤東文藝思想，黨的文藝路線、文藝政策，我都比較熟悉。這個基本的修養和積累，是我當時主編一份黨報副刊、從事文藝批評，以及后來做周立波研究的底氣與動力所在。你如果不懂得這些最基本論述的話，報紙上的文藝批評，包括對來稿的把關，也就進行不下去。一直到現在，我已經離休20多年了，組織上還幫我訂閱黨報黨刊，使我能夠與時俱進地去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另外，由于長期從事黨報文藝副刊的編輯，我也有機會親歷湖南文學藝術的發生現場。如因工作的原因，我一直有機會跟周立波先生交往，也對那段歷史時期湖南文學的發展脈絡有基本把握。特別是1962年，湖南省召開第三次文代會，時任省文聯主席的周立波請來了田漢、趙樹理等文藝大咖前來參會，湖南涌現出來的眾多優秀青年作家也都參加了會議，可以說是湖南文壇的一次盛會。我既是記者，也是與會代表，有機會參與這次盛會，并記錄下這次盛會的情形。這種歷史參與的實際感受，以及與作家們的交往，都為后來我做周立波研究、撰寫《周立波評傳》打下了基礎。
劉：這次會議的確是當代湖南前三十年里文學發展歷史上的一次重大活動，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學史現場。對此您還有哪些印象？
胡：那次盛會，周立波把全國一些著名的文藝家都邀請來了，如田漢、趙樹理等，還有一位著名電影導演，叫鄭君里。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文代會期間，湖南省花鼓戲劇院正演出根據趙樹理的小說改編的《三里灣》，周立波特地邀請益陽市花鼓戲劇團來長沙市演出新編的《山鄉巨變》，還召開了一個座談會，請兩個劇目的作家、導演和評論家們來一起開會。當時周立波跟同為寫作農村題材的著名作家趙樹理說，“老趙，您是個戲劇專家，您的《三里灣》就改編得很好。我們湖南把《山鄉巨變》也編了個花鼓戲，您看到底怎么樣？”那次座談會我正好參加了?？梢钥闯?，周立波跟趙樹理關系非常好。在文學創作上，他們都是寫農村的圣手，有個稱呼叫“南周北趙”。他們是朋友，相互啟發幫助，在當代文壇上相互呼應，有很深的友誼。我作為湖南日報社的記者，有機會跟他們兩位都打了交道。就在這次會議上，康濯、柯蘭等十位著名湘籍作家聯名發出了《立即行動起來，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倡議書。我還請趙樹理寫了一篇文章，發在《湖南日報》。
劉：那是什么樣的機緣，讓您后來離開了湖南日報社，專門去做文學研究呢？
胡：我從記者編輯轉行做文學研究，有機構變遷的歷史因素。1978年，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籌備文學研究機構“魯迅研究室”，需要對當代文學和湖南文學比較熟悉的人員。當時周立波的大兒子周健明在魯迅研究室負責。我被組織推薦去參與籌建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室也就是現在文學所的前身。
劉：您職業生涯的變遷與文學所的籌建有著密切交織。您能介紹一下文學所的歷史嗎？
胡：“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湖南省還沒有社會科學院，只有湖南省哲學研究所和湖南省歷史考古研究所，簡稱“兩所”?！拔幕蟾锩敝?，為了要壯大社會科學研究力量，1974年3月，哲學研究所和歷史考古所合并成立了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即現在的省社會科學院，文學類的魯迅研究室也被納入其中。那時候人員很少，魯迅研究室經歷幾次改制，先是改為“文學研究室”，再是“文學研究組”，最后才改制為“文學研究所”。記得剛開始建立的時候，是周健明同志和我負責，職位都是副主任。
劉：因此可以說，省社科院文學所，您和周健明是元老。
胡：如果論資排輩的話，周健明同志排第一，我只能排第二，他在魯迅研究室時期就是負責人。
研究：“周立波詞典”如何鑄就
劉：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您的研究重心其實是圍繞周立波展開。您來省社科院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全國開創了周立波研究新的局面。您能介紹一下從事周立波研究的起因嗎？
胡：我做周立波研究，還的確有個因緣。1978年，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了一個全國范圍文學研究規劃會議，由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所長陳荒煤主持，我代表湖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當時未改建院）參加，并提了一個建議，就是按照周立波的創作成就，以及他在文學領域的聲望與影響，應該把周立波研究作為一個重點選題。陳荒煤同志接受了我的建議，把周立波研究列入了全國規劃。參會回來之后，我就向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黨組做了匯報，當時的負責人是王興久。我建議，這個項目最好由周健明來完成，他是周立波的大兒子。但周健明推脫說：“我爸爸的研究由我來搞，不合適”，并極力推薦由我來做。因為我跟立波同志很熟悉，包括他在長沙、益陽的情況都比較了解。后來我就又提出，由我和所里的李華盛同志一起來承擔這個重大的研究項目。但李華盛同志后來擔任《求索》雜志的主編，所以周立波研究的任務主要落在我的肩上。由于周立波研究已列入全國重點項目，我既然承擔了這個項目，就要努力做好！所以后半輩子，我研究重點就是開展周立波研究。
劉：您跟周立波、周健明父子比較熟悉，這對您從事周立波研究還是很有幫助的吧。
胡：的確是。說起來，我和周立波還是老鄉，都是益陽人。20世紀50年代周立波就將戶籍從北京遷回湖南益陽桃花侖，1958年他開始擔任省文聯主席。桃花侖就是我讀中學的地方。20世紀60年代，我一直在湖南日報社做編輯記者，所以跟周立波認識較早，接觸較多。后來到省社科院工作，又跟周健明成為了同事。我們還是鄰居，都住在市立七中的草坪旁邊。我跟周健明住的是隔壁。他的愛人叫徐裕豪，是七中的老師。當時我還經常從窗戶爬到草坪里，到他家里去（笑）。
劉：聽起來，您之所以轉行后一直專注于周立波研究、并且做得那么“有感覺”，取得很多開創性的成果，這既有人事安排、個人經歷上的因緣際會，又是我們國家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結果，您是被歷史選中的人。
胡：哈哈，可以這么說吧。
劉：您對周立波的研究，從全國乃至更大的范圍來看，都是首屈一指的，日本漢學家阿賴耶順宏曾稱呼您為“周立波詞典”。您能介紹一下您從事周立波研究的過程嗎？
胡：我的周立波研究成果中，比較受學術界重視的，除了和李華盛合作編著的《周立波研究資料》外，就是20世紀80年代由我獨自完成的《周立波評傳》?！吨芰⒉ㄔu傳》在2018年修訂再版。在20世紀80年代初，周立波研究項目確立下來時，周立波同志剛剛去世。我與各方面商量，覺得以評傳形式，能夠比較全面、客觀生動地展現周立波的獨特經歷、文學實績和藝術風格。為了寫好這本書，我花了不少功夫，曾沿著周立波的人生軌跡，把他到過的地方都考察了一遍，從益陽出發，經武漢、上海、西安、延安、北京一直到東北，連續進行了五次比較集中的實地調查，一共130天左右。我還尋訪了與周立波有過交往的黨政軍領導同志、文藝界知名人士、作家親友，以及周立波主要作品中重要人物的原型，一共100多人次。在各地15家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收集了大批文獻資料。兩年多時間里，訪談筆記就寫滿了5個記錄本。寫作也是反復推敲，幾易其稿，在1986年，《周立波評傳》才最終出版。如果這本書還有那么點價值，那可能跟下的功夫有關系。那時，科研經費很少，除了一架相機，我沒有任何錄音、錄像設備，更沒有電腦，除復印部分資料以外，主要靠手抄筆記。為了能夠采訪到與周立波有密切交往的人，可以說是煞費苦心。1980年4月，聽說周揚同志到了長沙，我們立即托人向他轉交了一封信，附上一個訪問提綱。周揚同志在百忙中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談到了不少有關周立波在上海左聯時期鮮為人知的重要情況。1980年7月，我和周健明同志去長春參加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籌備會議，利用會議間隙，想方設法訪問了時任中共吉林省委書記的王恩茂同志。王恩茂同志是當年359旅南下支隊的副政委，周立波曾隨王震旅長和王首道政委率領的這支軍隊一起南下過。與王恩茂同志的交談，也讓我們更深刻地了解了作為戰士、作家、學者“三位一體”的周立波。
劉：您除了采訪周立波平生交往的領導、同仁，還采訪過他在湖南益陽交往的人吧，特別是那些農民朋友？
胡：那是有的。我到益陽跟與周立波有過交往的很多人都談過。包括《山鄉巨變》里面亭面糊的原型，我跟他交流得比較多。鄧秀梅這個人物是有原型的，她是益陽市委派下去的農業合作化工作隊隊長。通過跟益陽群眾、干部們的交談，真的能體會到周立波與老百姓的關系處得非常好。這里有一個我從群眾那里聽到的小故事。有一次，亭面糊的牛撞到了犁，牛跌到田坎里，翻了一個身子，肚皮就朝天啦，這是很危險的情況！因為牛眼不能朝天，一看到天就會急死去。亭面糊急忙高喊“牛朝天噠牛朝天噠”。周立波聽到以后就跟著大家一起去救，把扁擔、扦擔等都綁在一起，大家一起用力去撬，讓牛趕快翻過身來。這是一個講周立波跟群眾關系好的很有名的例子，流傳很廣。這個小故事也是在采訪過程當中聽到的。
劉：看來不僅寫文學作品需要下到基層體驗真實生活，做文學研究，同樣得向周立波學習，到人民群眾中去，到生活中去，下足苦功夫，才能挖出真材料，見證真歷史。
胡：是的。
劉：問了您這么多關于“治學”方法的問題，我還是有些私心，想找您討點關于周立波研究的“私貨”，因為我也在做周立波研究。就想問問您，周立波在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價值是什么？
胡：我從改革開放初開始著手周立波研究，在當下，周立波在學術界、文學界仍然這么“熱”——你看去年中國作協專門在《山鄉巨變》的寫作地益陽舉辦一個“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就已經能說明問題。周立波作為一個歷史人物，那么有生命力、召喚力，從根本上說就在于他的人民性。他是那一代作家的典型和代表，是在現場聆聽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作家，可以說，他就是毛澤東思想培養出來的人民作家的典型。從作品方面看，周立波的兩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和《山鄉巨變》，又分別以深刻豐富的內容和獨特的手法，呈現了中國現當代歷史上發生在鄉土社會最重要的兩大變革。應該說，能做到這點的，在中國現當代作家里面，除了周立波，很少能找到其他人！周立波真的就是人民作家，他真的做到了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王首道同志曾經撰文紀念周立波，題目就叫“畢生扎根人民中”，這一點評價得太準確了！我后來就請首道同志把他這篇文章作為我《周立波評傳》的代序?！爱吷嗣瘛?，最可貴的就是“畢生”，周立波從青年時代開始，到他已經成名成家之后，直至去世，一輩子始終不脫離群眾，做到這點太難了。他的作品有如此大的魅力，今天人們還不斷地去回讀，同樣來自于他與人民之間的魚水關系，他筆下的人物總是活潑的、有味道的、鮮活靈動的，他寫的生活，又總是那么具有生命和泥土的氣息。周立波把他與人民相結合的寫作“秘訣”，傳遞給了湖南的青年作家。當年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當時被抽調到省會長沙在省作協工作的青年作家謝璞、劉勇、向秀清、孫健忠“趕”回到生產生活的第一線去。這些人后來都成才了。這些青年作家從各市州來到省作協做專職作家時，大部分二十多歲，年紀輕輕的，天天就打打鬧鬧、唱歌。當時省作協在王家菜園辦公，周立波就很幽默地喊他們“叫雞公”（笑）。他當時是省文聯主席，蔣牧良是省作協主席。他們兩位通力合作，把這些來到大城市，脫離了生活實踐的“叫雞公們”統統“趕”出王家菜園，去扎根人民生活，為青年作家的成長創造了條件。
劉：是的，為了創作，已經成名的周立波在20世紀50年代放棄北京戶籍，直接落戶家鄉益陽農村，親身參與當地的農業生產建設，為湖南的青年作家做出了榜樣。正如您所說，周立波是一位真正的人民作家！這點在今天來看，特別可貴。
胡：周立波的“人民性”是我的概括，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所以周立波研究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非常有價值。但我也是老同志了，周立波研究做了半輩子，以后就要看你們年輕人了（笑）。在今天的語境里面，怎么研究周立波，怎么挖掘出一些新的話題出來，還是要看你們。在我來看呢，年輕人里面做經典人民作家研究的人并不多的。周立波研究需要你們年輕人??！
劉：您可以指一些好的研究方向和話題給我們嗎？
胡：周立波被譽為“中國的肖洛霍夫”。前兩年，我寫了一份內參，建議周立波的故鄉益陽市和俄羅斯杰出作家肖洛霍夫的故鄉羅斯托夫市結成友好城市。省委、省政府有關領導作了批示，認為這個建議很好，讓有關部門進行研究，但是后來因為各種原因擱置了。其實這個建議對于益陽市、對于湖南省是有很多利好的，你們可以繼續推進。
另外呢，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立波式的幽默，我覺得是很有研究價值的。周立波作品里的幽默，跟其他民族的幽默大師、跟我們民族其他作家的幽默，是很不一樣的。他小說里并沒有什么外加的笑料，那些幽默，是涵容在人物性格、故事情節里，是從人物的行動、容貌、體態里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是人物性格的血肉，是不同人物性格之間的矛盾迸發出來的火花?！傲⒉ㄊ接哪笔侵袊敶膲唤^！這就可以做一篇文章的題目?！傲⒉ㄊ接哪庇惺裁椽毺?，跟世界上其他幽默大師有什么區別，在作品里面如何體現。這都可以做分析的。
批評：美學觀點與歷史觀點的統一
劉：除了周立波研究，文學文化批評也是您研究領域里的重要部分。在您看來，從事文學批評的關鍵是什么？
胡：我一直在不同的場合說，我們搞文藝批評，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是關鍵，它是指導方針。這點非常重要。一種文藝現象、一部文藝作品，可能有千種萬種的觀看、評述視角，每個人不可能沒有立場、沒有尺子地來看一部作品。本來是一部很好的作品，你從另外一個觀點看，就有可能把它看歪。所以，有一個定海神針似的理論立場，非常重要。要扎實地學習好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的一系列理論著作，都要認真學，這是我們搞文藝批評的基本素養，是必修課。
劉：您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做文藝批評，一直到今天。70年多年來，時代的文化環境始終在變，您卻能一以貫之地保持著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堅定信念，用來審視不同時代的文化文藝現象，這很不容易。在您的批評實踐中，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批評標準和方法？
胡：盡管我不能說自己貫徹得很好，但我力求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來實踐我的文藝批評。它的一個總體原則和指導方針，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的統一。恩格斯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和《致斐·拉薩爾》的信件中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并且把這個標準稱之為最高標準。恩格斯還以莎士比亞的劇作為例，來說明何謂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的統一，即作品要以當代最先進的思想——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來觀察、分析生活，對所描寫的社會生活有深刻的理解，能深入地反映時代的生活內容、時代的本質和根本精神，通過引人入勝的情節，達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盡管恩格斯在這里是說莎士比亞的創作，不過，將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統一起來，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最高準則。
劉：將這兩個標準統一起來評述文藝作品，其實還挺難的。稍懂一些中國當代文學的就知道，不同時期流行的文藝思潮有時過度偏向“歷史觀點”，到了機械化的程度，有時又偏到美學那一邊，要去追求“純文學”。您覺得應該怎么處理這一問題？
胡：是的，這個標準說起來容易，但在現實之中要實踐起來其實很難。文學和文藝生活是流動的，文藝批評作為一種精神實踐，也總是處于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相統一的批評標準的實踐，這里的關鍵就在于從事文藝批評實踐者的能動性，需要從事者有很高的審美能力和洞穿歷史的認知能力，置身于產生作品的時代與文化之中，創造性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去融合這兩個標準，既要從審美活動本身的特征出發，重視藝術本體真切的美感體驗，又要重視作品自身的政治傾向性和思想內涵。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相統一，并不是一句空話，而是需要一代代的文藝評論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去創造新的術語概念、不斷去做新的整合和解讀。
劉：是的，您為青年批評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您剛剛也提到，文學和文藝是流動的，一直在變化，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中這種變化更是迅速。您怎么認識文學？未來文學又會變成什么樣子？
胡：無論是作為文學軀殼的物質形態載體，還是作為文學靈魂的文化內涵，進入21世紀后，文學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它的教化功能日漸減弱，而其知識信息功能、休閑娛樂功能、文化消費功能愈加突出。不過，我還是那句話，萬變不離其宗，只要文學還存在，文學在本質上就仍然是一種以審美為基本特征的社會意識形態，是意識形態屬性和審美屬性的有機統一體。當然，在未來，伴隨著人們審美活動方式的變遷，文學的觀念、形態、創作方法、交流方式仍然會繼續高速度地變化，審美活動可能會越來越具有個性，包含在文學審美功能之內的教化、休閑娛樂、消費等功能之間會出現此消彼長的結合轉化，審美的個體化會取代審美的群體化，從而實現馬克思所說的“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這也是人類最高意義的解放——美的解放。但這只是一種暢想，要真的達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化：湖湘文化精神及其當代重構
劉：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原本名聲大噪的文壇湘軍的崛起態勢逐漸放緩，您從現實文學發展的問題出發，開始關注湖湘文化。您能介紹一下您對湖湘文化的研究嗎？
胡：你說得沒錯，我對于湖湘文化的思考，的確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湖南文學發展出現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湖南文壇很輝煌的一段，包括作家、批評家、研究者在內的湖南文化界都相當活躍，作家們不僅有直面人生的敏感和激情，而且十分注重從沉積在鄉土社會中的湖湘傳統文化中積累養分，甚至在全國率先舉起了“文學尋根”的大旗，也有批評家提出“重建楚文化的神話傳統”這樣充滿文化底蘊的詩學目標?？梢哉f，湖南文化界形成了一種整體性的文化集群效應。不過，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作家們對于楚文化的探索熱情很快沉寂下去了，文學發展的路徑變得很不清晰，湖南文學界都在思考，到底是哪里出現了問題、作品要怎么寫下去。作為一個研究者，我自然也關心這個問題。這成為我整體性地把握、探討湖湘文化的一個契機。20世紀90年代，我寫過一批探討湖湘文化概論式的文章，探討它的起源脈絡、內涵特質、當代嬗變以及未來要面臨的問題，包括《大氣·理想人格·藝術探索精神——湖湘文化與文學斷想》《文藝“湘軍”和湖湘文化——寫在〈文藝湘軍百家文庫〉問世之際》《切近與超越——關于湖湘文化和21世紀湖南文藝發展的一點思考》《傳承與創新——也談如何重構當代湖湘文化精神》等。2012年到2015年，我在《中國文化報·湖湘文化周刊》上開了一個專欄，專門對于自古至今的湖湘文學名篇進行賞析。此外，我還參與編撰了《湖湘文化大觀》《湖湘文化通論》和《湖湘文化大辭典》這樣比較正式的湖湘文化大型專論書。在探討湖湘文化及其當代傳承方面，自己還是有些體會。
劉：在您看來，湖湘文學是怎么發源的，又有一個怎樣發展脈絡？
胡：湖湘文學源遠流長，而它的產生與發展深受楚文化的影響。劉勰曾在《文心雕龍》里盛贊《楚辭》“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比較早地從美學上識別和概括出了楚文化的美學特征。當然，湖湘文學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發源于楚文化，但在歷史長河里，又是在充分的文化交往融合中發展。湖湘文化—文學既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又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它是經過一代又一代湖湘和非湖湘的士子們篳路藍縷，在本土文化和其他區域文化乃至中西文化—文學的大碰撞、大融合中，不斷吸收眾多外來文化、更新自我，才得以與時俱進、不斷向前發展的。至于湖湘文學的發展脈絡，不同學者的觀點不太一致，在我看來，湖湘文學在古代有兩座高峰。一是戰國后期和漢初屈原和賈誼開創的楚辭和政論散文傳統，二是唐代李白、杜甫、王昌齡、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游歷、出仕、貶謫來湘時在湖南創作的留寓文學。盡管在后來的歷史時期，也出現過周敦頤、李東陽、王夫之、曾國藩這樣的大家，但是就文學發展的繁盛程度、整體成就和文學史影響來看，戰國和唐代是湖湘文學在古代發展的主要時段。到了近現代，湖湘文化和湖湘文學都迎來了一次大發展。在20世紀中西方文化劇烈碰撞、融合的歷史條件下，湖湘文化的質態也發生了深刻的現代化蛻變，三湘英杰崛起，湖南成為現代史上“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的顯赫省份。在文化—文學界，湖南也產生了一大批名人：李達、章士釗、翦伯贊、蕭三、成仿吾、丁玲、田漢、沈從文、周立波、張天翼、歐陽予倩……他們創作的精品力作，在思想深度、文化意蘊、審美格調、藝術魅力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如毛澤東的許多詩詞和政論，丁玲、沈從文、周立波等人的小說，田漢的若干劇作以及他所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都是大氣之作、不朽之作。
劉：現代史上這些湖南作家，還能在他們身上看到傳統的楚文化血脈嗎？
胡：那是自然的。湖湘文化作為一種極為顯豁的地域文化，盡管其質態一直隨著歷史發展而在變化，但在現當代歷史上，其最內在的精神總在時代性的轉換中被發揚光大。應該說，傳統湖湘文化中的優秀人文精神、審美心理結構和藝術理想，一直在影響著、哺育著現代和當代的湖南文藝家，成為他們修煉人格、塑造新的湖湘美學最重要的動力和養料之一。比如，毛澤東能寫出那些大氣磅礴、構思奇特、神采飛揚的詩詞作品，以及后來他提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手法，其中不能不看到屈原和楚文化的影響。毛澤東青少年時就承受著湘楚文化浪漫主義氛圍的熏染，一直到晚年，《楚辭》仍是他最愛的讀物之一。以屈賦為代表的那種氣象萬千、撲朔迷離、驚采絕艷的藝術境界和風格，屈原那種大悲大憫、憂國憂民、為追求真理“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情操，是給予過他濡染和啟迪的。又如丁玲，這位出生在洞庭湖畔的女中英杰，終其一生，都以一種她自己說的“飛蛾撲火”的精神，“在火中追求真理”，甘愿“為謳歌真理之火而死”。盡管她歷盡艱難，卻從未動搖過對于共產主義理想的信念。美國一家報紙曾評價她有著“一個革命和文學殉道者的美麗的靈魂”。實際上，在這個“美麗的靈魂”的背后，我們難道看不到她楚人的血液，看不到行走在汨羅江邊屈大夫的影子嗎？
劉：的確是這樣，毛澤東和丁玲的人格也好、作品也好，都能看到湖湘文化和現代革命文化的生動交融。那您覺得，湖湘文化精神，有哪些顯著的內涵呢？
胡：盡管湖湘文化一直在變化，但總體來說，我想湖湘文化精神應該包含這樣一些內涵吧。一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匡時救世的民族憂患意識；二是經世致用、求真務實、不尚空談的實踐理性精神；三是敢為天下先、“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精神和自我犧牲精神，以及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騾子”性格；四是革故鼎新的歷史觀和社會觀，涵納百家、不囿成見、與時俱進的開拓精神；五是率直血性、汪洋恣肆的浪漫主義激情，以及執著追問、上下求索的“天問”精神。這些精神特質呢，也許概括得還不全面，不過正是這些精神特質，共同構成了湖湘文化—文學先驅者某種共性的理想人格。這些湖湘文化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民族復興的重要精神財富，十分值得珍視、研究和好好繼承。
劉：那在新的歷史時期，您覺得要怎么繼承和重構湖湘文化精神呢？
胡：這個問題，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要立足于現今的時代高度，堅持批判地繼承借鑒和創造性地發展原則，對舊的文化及其傳統既要“入乎其內”，又要“出乎其外”，處理好傳承與超越的關系。所謂“入乎其內”，就是要扎扎實實地深入到湖湘文化傳統的內部，對其發展的源流、特征等進行認真梳理，探索凝結在歷史里面又涌動在現實生活中的湖湘文化的優良傳統或負面因素，對湖湘文化傳統有一個比較全面、深刻的理解。而“出乎其外”，則是要善于根據時代的需要進行“挑選”和“擇取”，始終站在現代思想文化的制高點去實現湖湘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轉型。同時，在今天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重構湖湘文化精神光靠繼承和發揚地域文化的一些優良傳統是不夠的，還要吸收人類一切先進的思想文化成果，充分整合，才能實現湖湘文化精神在核心價值上的“質”的飛躍。
劉：謝謝您今天跟我們分享這么多，真的收獲好多啊。還有最后一個問題想問您。您的治學之路是很成功的，對于我們省社科院的后輩學人，您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
胡：做學問的話，還是要找準一個方向、一個耕耘的領地。我們過去做研究，首先就要有一個課題，沒有課題就沒有目標、方向，沒有范圍、主題，是很難開展下去的。課題的選擇非常重要。我覺得我到省社會科學院來，把周立波研究作為主攻方向，還是選擇對了的。周立波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尤其他對湖南文藝的發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所以你們青年人，開始做學問時，還是要結合自己的位置、處境與時勢，選準研究方向。
通過這次院里組織的口述史撰寫活動，我與胡老所長有了許多接觸。老所長和善、溫暖，但其內在的堅韌又時時在談話的犀利言語中閃現。聽老所長談起對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信念，談起念茲在茲的“立波式幽默”，我隱隱地在他身上看到周立波的影子，看到了老所長一直研究著、追隨著的一代又一代湖湘文化人的影子，他們不都是如此么，一邊對于認定的政治理念懷著幾乎獻身般的熱忱，一邊則又在對美的追求之中看到自由的希望——如同是胡所長的筆名“鋼帆”。聽說我也做周立波研究，胡老所長表示很欣喜，“那我舉雙手贊成，你要好好做，一定會取得比我們這輩人更大的成績！”我點點頭，感到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主要論著/
獨著：
《周立波評傳》，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2018修訂再版，2022第二次印刷
《美的領悟與思考——文壇耕耘60年自選集》（上、下卷），湖南大學出版社，2013
合著：
《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湖南出版社，1994《湖湘文化大觀》，岳麓書社，2003《湖湘文化通論》，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當代湖南文藝評論家選集·胡光凡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
論文：
《革命現實主義的爛漫山花——周立波農村題材短篇小說的藝術風格》，《文學評論》，1981.4
《寫出色彩來，寫出情調來——評古華小說創作的藝術特色》，《文學評論》，1982.5
《含淚寫笑 寓莊于諧——〈芙蓉鎮〉的一個藝術特色》，《文學評論》，1983.5
《大氣·理想人格·藝術探索精神——湖湘文化與文學斷想》，《理論與創作》，1996.4
《文藝“湘軍”和湖湘文化——寫在〈文藝湘軍百家文庫〉問世之際》，《理論與創作》，2001.1
《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人民文藝美學新境界——學習習近平文藝思想札記》，《創作與評論》，2017.4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開啟詩美學“迷宮”的金鑰匙——讀李元洛著〈詩美學〉》，《中華詩詞》，2017.12
《文藝家必須和人民群眾相結合》，《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1983.2
劉啟民：女，土家族，湖南張家界人，文學博士。湖南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周立波研究、湖南省文學史研究、當代文學與文化批評。
（來源：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