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新福研究員小傳
1935年10月15日出生，原名伍久福，男，苗族，湖南省鳳凰縣人，中國共產黨黨員。1960年畢業于湖南師范大學歷史系。1980年調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歷任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1992年被評為史學研究員。2001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聘為文史研究館員。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湖南省社科聯委員以及湖南省歷史學會、省苗學學會會長。主攻中國民族史和湖南地方史研究，特別是在中國苗族歷史文化和湖南古代史、文化史領域，進行了許多開拓性研究。著作曾獲國家優秀圖書獎、湖南省社科優秀著作一等獎、貴州省“五個一工程”優秀圖書獎等獎項。
湖師湘大傳“聲教” 羅洋山中話“苗人”
伍新福老師是中國民族史尤其是苗族史研究的著名專家。雖然之前我們對他的著述多有拜讀，一直“心向往之”，但卻從未謀面。借此機會，我們擬定了一個較為詳細的訪談提綱，專程登門請伍老師親自把關。幾天后，伍老師來電表示準備妥當可以訪談了，并打趣說道：“我們可以自由點，不必完全拘泥于提綱的問題，可以暢所欲言！”2022年11月8日下午，我們如約在伍老師位于羅洋山上的家中見面，甫一落座，他便有條不紊地開始講述。
李超、張凱、謝瀟（以下簡稱問）：請談談您少年時的生活及求學經歷？
伍新福（以下簡稱伍）：我原名叫伍久福，1935年生于湘西鳳凰縣城北老營哨一個普通的苗族家庭，祖輩靠租種“屯田”為業。后因災荒，祖父流落縣城，以小手工度日。父親伍承緒少時吃糧當兵，離隊后成家，在縣城做面粉攤販生意養家糊口。母親龍冬梅，生長于鳳凰縣山江鎮，是一位極其純樸、勤勞而又特別節儉的苗家女兒。父母先后生下七個子女，長大成人的僅我和姐妹三人。
我家雖貧寒，但父母仍“望子成龍”。未滿六歲，我便進入縣城箭道坪小學，開始啟蒙、讀書。入學不到兩年，母親便離世了。從此父親獨自一人，拉扯著一群年幼兒女，苦苦支撐。他不顧一切艱辛，依然送我繼續上學。
此間，幸遇一位親姑母，即沈從文在《湘西散記》中記述的他那位“同宗兄弟”、慘死于土匪亂刀之下的“補充兵”沈萬林的遺孀，得她多方救助和照顧，我完成了六年的小學學業，升入鳳凰縣立中學。但因交不起3斗“俸米”，初中第二個學期只得轉入免交“俸米”的縣立鄉村簡易師范。由于自身好學，又發奮努力，我的學習成績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我的作文常被老師選為“范文”在課堂加以點評推介。每逢寒暑假，別的孩子可以成天玩耍，而我的父親還要將我送入一位老秀才的私塾，念誦“四書五經”，為我打下了較堅實的文化基礎。
1951年，我的人生道路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一天，我在縣城里收大糞時，偶然看到一張人民政府招考小學教師的公告。此前，由于未成年，“參軍”“參干”均被拒之門外。當時我已年屆十七，決定報考。有感于新中國建成后祖國的新氣象、人民的新生活，以及自己對新前途的追求、向往，報名時特將“久”字換成了“新”字，伍久福改名為伍新福。那時，我鄉村簡易師范（初師）雖尚未畢業，仍順利通過了考試，被錄取擔任教師。1951年8月，我參加附設于湖南省立九師的“短期師資訓練班”培訓。1952年7月結業?；乜h后，分配到鳳凰縣阿拉鎮苗族地區擔任小學教師。一年后，由于教學工作中表現突出，經鳳凰縣人民政府選拔，我被保送到湘西第一民族師范中師部深造，1953年8月進入湘西第一民族師范（原省立九師）中師部學習。1956年7月，以優秀成績畢業，并考入湖南師范學院（現湖南師范大學）歷史系。
從“久?！钡健靶赂！保荷?、求學以及早年的教師生涯
問：1976年和1980年，您分別從湖南師范學院調到了湘潭大學政治系、歷史系，之后從湘大調到了湖南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為何沒有一直在湖南師范學院待下去呢？又是什么原因您沒有再繼續教師生涯呢？
伍：因為毛主席親切囑托了“一定要把湘潭大學辦好”，當時湘潭大學就到各地招攬人才，來湖南師范學院引進人才時，說能立即解決我和夫人長期分居兩地的問題。這對于長期分居的我們夫妻倆是非常誘人的條件，所以就答應過去了。到了湘大后，我先與當時研究經濟學的尹世杰、研究哲學的滄南等人合作，一起創辦了政治系。后來又把政治系分成了經濟、哲學、歷史三個系，尹世杰負責籌辦經濟系，滄南負責籌辦哲學系，我負責籌辦歷史系。為籌建歷史系，從引進師資，到設置課程，再到規劃學科發展，甚至最細微的課表的安排，我都是親自過問、設計，并承擔了多門課程的教學任務，可以說是盡心盡力。
五年后，我離開了湘大。因為我的興趣一直在科研和寫作上。在湘大要教書，還要做系主任，這個系又是新辦起來的，事務繁雜，分散了很多精力。我想擺脫這些行政事務的紛擾，有更多時間集中精力做學問，爭取在科研上有更多的貢獻與建樹，于是就決定離開湘大。機緣巧合調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此后我就在社科院安頓下來，一直到退休。當然，在社科院我也有行政職務，先后做了歷史所的副所長、所長，但工作重心還是做研究，非常適合我。
“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學術生涯四十年
問：1960年您從湖南師范學院畢業后到現在，經歷了長達62年的學術生涯，請問您這62年有著怎樣的學術經歷，有哪些突出的學術貢獻？
伍：1960年從歷史系畢業后，我先后在湖南師范學院、湘潭大學歷史系任教近20年。1980年調到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在職16年，其中當了8年副所長，6年所長，1996年退休，退休已有26年。我從事研究工作大致62年時間，這些年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事：
一是苗族歷史文化研究，也就是苗學。在苗學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績，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中國苗族通史》《苗族文化史》等等。二是湖南地方史研究。先是組織和主持編寫《湖南通史》，我主要擔任古代史主編，主要由我執筆，湖南古代史部分將近有50萬字，我寫了35萬字。后又連續出版了《湖南民族關系史》《湖南文化史》等著作。第三，在史學理論和方法研究領域也有涉獵。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內史學界和理論界就“社會形態”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我也參與其中，發表了如《試論馬克思主義“五種社會形態”學說的幾個問題》《略論奴隸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與多樣性》《關于歷史研究中的規律性與多樣性》《略論苗族愛國主義的歷史傳統》等論著。這三個方面，我粗略統計了一下，專著共有十多本，五百多萬字。我整理、編纂的古籍史料，如《明實錄南方民族研究史料》等，也有將近四百萬字。有些如《湖南歷代人名詞典》《中國各民族宗教與神話大詞典》的編撰，我參與撰寫的字數都比較多，尚未計算在內。這四十多年總計著述和編撰的文字，共計1000萬字左右。人們常講我“著作等身”，我確實也算是多產作家，作品數量多，質量好，在國內外影響也不錯。當今中國在苗族史研究領域中，《中國苗族通史》是最具權威性的著作。
問：您覺得為什么能夠取得這樣豐碩的學術成就呢？
伍：首先是基礎問題。這個基礎包括理論基礎和知識基礎，你必須要有比較扎實的理論基礎，要有比較廣闊的知識面，否則不可能寫那么多東西，出那么多成果。我這個基礎打得比較扎實。讀書的時候進入歷史系，學習比較刻苦，認真學習史學方面的基礎課程，注意理論方面的修養、深造，這在班里、在年級里也是很突出的。除了課堂之外，我還是圖書館的?？?，經常到圖書館查閱課外書籍、資料。我確實對學習抓得緊，為以后的史學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礎?？赡芸吹轿覍W習刻苦、基礎理論功底扎實，學校就讓我留校任教了。留校任教以后，學校又把我作為重點培養的青年教師，對我特別關照，讓我專心進修，給我提供各方面條件。畢業留校那幾年，我繼續加強業務知識理論方面學習，攝取理論學習、中外歷史知識，做了很多努力，也積累了很多。
畢業前后，我參與了林增平先生《中國近代史》的改編和修訂，負責撰寫第一章，有9萬字，后以藍皮封面出版，這部分內容得到了很多人的贊許。這對我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學習深造有一定幫助，也可以說初步顯示了我的科研和寫作能力。
留校以后，因為系里課程設置的需要，沒有安排我繼續研究中國近代史，而是要我從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進修和教學，師從謝德風教授，由此進入到世界史研究范疇。研究世界史的過程中，我重點學習比如《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馬克思、恩格斯史學方面的經典著作。所以后來，特別是到了湘潭大學后，我一面從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教學，一面又承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課程的教學，講授《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經典著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兩三年我被調到湖南省委宣傳部，參加寫作組。在寫作組里，我接觸到中國古代史、革命史方面的資料。后來，省委黨校又聘請我為干訓班講中國史和世界史，為了系統地講授中國史和世界史，那兩三年我翻閱各種資料，親手繪制地圖，做了蠻多功課。
轉入省社會科學院專門從事研究工作之前的這段經歷，我所涉獵的學科，開展中外歷史的理論方面研討和教學，為后面從事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知識基礎，被人稱贊道“學貫中西，博古通今”。這種扎實的基礎，對后來做科研能比較快地上路、做出成績很有幫助。因為很多事情我能夠高屋建瓴，從中外古今，全局的一個角度去看，視野比較開闊，能夠把握各種史料，作出理論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說一個人的研究工作，首先應該把基礎打好，必須要有比較堅實的理論基礎，必須要有比較廣闊的知識面，厚積薄發，由博到專，這樣才可能有所成就。這是我體會到的第一點。
其次是怎么樣發揮個人優勢。就是如何揚長避短，發揮自己的優勢，來確立自己的主攻方向。我之所以將研究領域從世界史轉到中國史，專攻苗族史、湖南地方史，確實是考慮到自己的特點。我的外語水平不行，覺得研究世界史發展前途受限。我沒有讀初中，只是在簡易師范讀了一兩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保送升學，又讀了中師（湘西第一民族師范中師部），都沒有學過英語。后來到了大學，學習俄語，二十幾歲才開始學俄語也比較吃力，所以外語不行。但我的國文功底比較好，文字寫作方面是我的優勢。我從小就喜歡寫，且善于觀察、分析、描繪一些東西。在讀簡師的時候，語文老師拿了一幅名畫給我們欣賞，要我們寫出這幅畫的意境、獨到之處，它所反映的思想境界等。我的那篇文章在全班寫得最好。老師開始承諾誰寫得好，這幅畫就給誰，但是他還是舍不得那幅畫（笑），只是表揚我了一下：“伍久福的這篇文章寫得好。入木三分，概括得很好，領會得不錯，文筆表達得也很好?！?/p>
我不是書香門第出身，但我父母特別希望我能夠成為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的人，所以在我五歲多時就送我去讀書。我的父親很有眼光，雖然當時已經在新式學校上課，但他還送我讀私塾。我一邊讀新式小學，放學后或者節假日、星期天就到私塾老師那里去學習，學四書五經，先從“人之初”開始。私塾老師是個老秀才，還是有點學問的，對我影響也比較大。所以，在作文寫作方面我從小就蠻有興趣，喜歡寫點東西。寫作這方面，一開始基礎打得就比較好，也有興趣。但我的數理化比較馬虎（笑），雖說成績還可以，但是我不感興趣?？紤]到社科院來搞研究工作，又考慮轉向中國史、湖南地方史和民族史，主要就是鑒于我個人的條件，做學問要揚長避短，發揮自己的優勢。這個是我第二點體會。
第三點，就要看怎么樣努力。我個人的成就呢，不外乎兩條，一是機遇，二是勤奮。勤奮加機遇，就可以做出成績。搞文藝創作靠靈感，靠一種爆發力，史學則必須日積月累，必須踏踏實實大量搜集和查閱資料、研習資料。從理論的高度進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觀點、看法。搞史學要坐得住，要甘于寂寞，必須要埋頭“故紙堆”，去查資料，去大量的閱讀。為了研究苗族史、苗族文化史，《明實錄》共有一千多萬字，我幾乎全都查了一遍，做了很多筆記、摘錄。所以，到退休以后，萌生了整理編纂一部《明實錄南方民族研究史料》的想法?！睹鲗嶄洝反蠹矣玫谋容^多，里面關于民族的史料又特別多，但沒經過整理，使用起來很不方便。正因為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在寫中國苗族史的過程中，大量地翻閱和運用了《明實錄》的資料，后來才提出了這樣一個課題。又花五年時間專門做了一些整理，編纂出260多萬字的資料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我當時做學問、治史的勤奮。
問：您為什么會走上少數民族史的研究道路呢？
伍：我這一生主要從事民族史研究，尤其是苗族史研究。因為我本身就是苗族人，是苗鄉來的，有優勢。我對苗族從小耳濡目染，有一份感情，比較親切、比較熟悉，有種心領神會的感覺。小的時候，我們家移居到鳳凰縣城。當時發生了“龍云飛圍城”事件，那時我三歲，母親抱著我，看到周圍苗族武裝來攻打鳳凰城，留下了深刻印象。再大一點，神兵“布將帥”又來圍城。苗族的這些現象，我就不理解。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問題，苗族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民族，它的來龍去脈，它的歷史發展，苗漢關系的歷史狀況，以及又是怎么演變的。這些在我幼小的心靈里面就產生了疑問，產生了好奇，從小我就想著怎么把它弄清楚才好。后來到社科院選擇民族史，尤其是以苗族史、苗族文化為主攻方向，就與此有很大關系，覺得這也是我的優勢。
問：您認為研究苗族史最為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伍：當然是田野調查。搞民族史，特別是苗族史，光是憑文獻資料還不夠。因為苗族本身沒有文字，沒有文獻資料，都是漢文獻。漢文獻資料的局限性很大，相關記載很少，這就必須要做大量的田野調查。為了寫好苗族史、苗族文化史，全國幾個省的苗族地區我幾乎跑遍了，有的地方還跑了兩次、三次甚至多次。我本身是湘西人，湘西跑得最多，云南、廣西、四川、重慶、貴州跑的次數也特別多。當時是80年代，交通沒有現在那么方便，翻山越嶺，確實很辛苦。但是你必須去，必須要做深入的田野調查，收集資料，包括口述資料、民族學資料、民俗學資料，不能放松，要不這個苗族歷史的方方面面是寫不出來的。當時跑田野甚至還有一定的危險性。記得有一次，我老伴陪我從貴州黔西到威寧去，途中要經過一個大山，我們搭了一輛長途班車，正在山腰的時候，一輛農用拖拉機沖了下來，正好撞到班車的車頭，整個班車就往一側偏轉，司機急忙踩剎車才把車很艱難地停了下來。幸好拖拉機比較小，撞擊力度有限。我們下車一看，冒出一身冷汗，就差一尺，旁邊就是懸崖峭壁，下面就是數百丈的深谷，要是撞下去，真會粉身碎骨，現在想起都覺得后怕。這些都是親身經歷，為了深入各個省市的苗區進行田野調查，收集各方面的材料，也真是付出了很大的辛勞，耗費了許多心血。正是因為這些資料工作做得非常扎實，讓我能夠把握整個苗族的狀況。梳理分析綜合了這些材料后，我也胸有成竹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出了一些科學結論，建立了一個系統和體系。這本《苗族通史》出來后受到了普遍關注，不僅中國苗族內部對該書的評價是一致的，整個學術界，包括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家的相關學者，以及海外苗族，對這套書評價都很高。為什么能有這樣的贊譽呢？就像剛才說的，有扎實的基礎，也有這樣的水平。如果不是那么努力，那么勤奮，那么刻苦地去進行一系列研究工作，不可能有這樣優秀的作品出來。
問：剛才您說任湘潭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時，幫助他們建立起了一個學科體系，可見除了教學與科研，您在行政事務上也對學術有所貢獻，那么您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崗位上是什么樣的一個辦所理念呢？做了哪些推動學科發展的具體舉措呢？
伍：我當所長那幾年對歷史所學科發展的貢獻還是有一些的。當時在歷史所當副所長、所長，我就在思考，作為湖南的一個地方研究所，你的優勢在什么地方？當時我就認準一條，地方社科院的研究所一定要發揮地方性優勢，要有自己地方的特點。具體而言，就是要立足本省，立足本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文化。如果離開了本省泛泛地去搞中國通史，或者去搞某個斷代史，那絕對不是我們地方研究所的優勢，也很難有所建樹。我做所長后，第一件事就是抓住湖南的歷史人物做文章，編撰了《湖南歷代人名辭典》。然后從當時所里每個研究人員的實際出發，建議每個人做自己熟悉又能夠把握得住的研究。比如劉泱泱老師，重點研究左宗棠。有的就研究湖南的抗日戰爭?？谷諔馉帟r期湖南戰場十分重要，是一個主要戰場，打得非常慘烈，湖南人民對抗日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非常值得研究。蕭棟梁老師以及已經去世的余應彬老師就承擔了這個任務。這個研究很有湖南地方特色，也很有必要有人來做。從當時的學科建設來說，從整個湖南史學發展的需要來說，這個都是必需的研究。
“湖南通史”也是一個開創性研究。在此之前，學術界對湖南的研究也算重視，但是怎么系統地來理清楚湖南整個的歷史文化發展脈絡、歷史規律以及發展中的一些主要問題，怎樣對其做出結論，都還是一個空白，所以撰寫《湖南通史》就成為了當時我們全所的一個主攻方向。當時組織所里一二十個人全力以赴，將《湖南通史》搞了出來。其中我花了蠻多心血，整個書是我們歷史所3位正副所長集體策劃，前言、總序由我撰寫，出版經費籌集上我也出了大力。古代史部分主要由我撰寫，還有兩三位同事寫了部分初稿，最后我也做了一些修改。當然，寫作過程的困難還有很多，不光是收集材料、閱讀材料，將材料系統化，成果里面還要有一些我們自己的創見。比如古代部分我就提出了很多新看法，先秦時期雖然把如今湖南所在地區劃在九州之一的荊州之列，但實際上與中央王朝聯系不大。真正與中央王朝產生實際聯系是在楚國時期，這一時期才算進入了國家版圖。楚國的建國對于整個古代湖南歷史發展來說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所以我就提出應把湖南的先秦史除原始社會外分作兩段，一段是楚國入湖南之前，一段是楚國史。于是就提出了一個具有創見性的“先楚史”概念，這樣也就凸顯出了湖南地域特色。此外，我還提出了從社會形態與發展規律而言，湖南在先秦時期并沒有經過奴隸社會，而是直接從原始社會末期，跨越奴隸社會而在秦國統一后進入了封建時代。從上面舉的這些實例可以看出，寫湖南通史就是要寫出湖南特色，把自己的學術觀點、學術思想融進去，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就對整個學科發展作出了我們自己的貢獻。以地方史來講，《湖南通史》的質量水平是比較高的，出版后在全國的影響也比較大。
問：人生總有不足，學術生涯也一樣，那么在您的學術生涯中是否還有某些遺憾呢？
伍：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想在湖南社科院辦一個南方民族研究中心，但一直沒有辦成。當時我向時任社科院院長王馳提出來過，他認為社科院的基礎還不夠。之后我又找了湖南師范大學的張楚廷校長，希望和他們一起聯合辦。因為他看到我有很多相關著作，非常感興趣，說確實可以一起辦一個民族研究中心，讓我牽頭，社科院和師大聯手來辦。但開會討論后，也是和王馳院長一樣看法，缺乏基礎，尤其是缺乏相關專業如民族史、民族學的教學人員基礎。師大之前從來都沒有開過這些課程，所以會很困難，最終就沒有辦起來。此外還有一個遺憾，就是后繼無人，因為沒有帶學生，沒能培養一批學生來繼續我的科研道路。人家經常問我，你有學生嗎？我也只能無奈地說，我還是孤身“作戰”，什么都是我一個人做，沒有幫手。別人聽了都很驚訝，和我說：你沒有博士、碩士還能出這么多成果、寫這么多大部頭的書？一般著作豐碩的博導、碩導都有一大批學生在幫忙弄。我說我沒有高校的條件，就只能靠自己了。（大笑）
創辦學會，凝聚學術力量
問：您是楚學會中重要的湖南籍參與人之一，也是建立湖南省苗學學會的主要策劃者與重要參與者之一。當年您是如何產生加入湖北人為主的楚學會以及建立湖南省苗學學會的想法的？尤其是苗學會，您是如何一步步和其他人一道將這一學會建成的？擔任湖南省苗學學會的會長后，您又采用什么樣的具體措施提升此學會的影響力的？
伍：我當時和一些湖南、湖北的考古研究所、歷史文化研究所的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們，一起創辦了楚文化研究會。楚文化雖然最初源于荊楚，也就是湖北地區，但是后面發展出燦爛的文化屬性卻是在湖南地區。湖南的楚文化確實很值得研究。就發掘的楚墓而言，雖然我沒有完全統計，但從數量上看，極有可能湖南比湖北的要更多。所以說，研究湖南史必須要研究楚國史，研究楚國文化。這是我當時參與楚文化研究會的根本原因。我在參加了這個學術組織后，還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楚文化的獨特觀點。比如，楚國人到底是華夏族的后裔還是屬于南方蠻夷的后裔？過去主流的看法是認為屬于華夏族的一支，是黃帝后裔，顓頊后代。但我認為有待商榷。我在之后研究湖南地方史以及苗族史的過程中就指出，楚國應該還是三苗的一部分，是荊蠻和三苗之后，楚國當時自己也承認是蠻夷。他有獨特的語言，中原人無法理解。這些都表明楚國屬于三苗的一部分，應看作南蠻。不過由于他們接觸中原文化較早，發展較快，很早就接受了夏文化。對于后來才接受漢文化的其他地區來說，就把楚文化看成了中原文化的一部分。我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楚人與苗瑤民族同源異支的觀點，即兩者是同一個族源，但是不同支系，只是有發展的先進、后進之分。
苗學會也是我召集了一群同志一起創辦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中央提出了一個課題，要編撰少數民族的五套叢書，其中就有苗族史、苗族志、苗語志的分冊，我是這一分冊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參與這套苗族分冊的編寫工作，也是我之后一直從事苗族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當時也是一個契機。雖然沒有執筆，但是寫作時的討論工作我是全程參與的，所以和一大批研究苗族史的科研人員有所接觸，特別是去貴州參與的活動非常多。當時有一個感受，就是雖然湖南是苗族的主要聚居地，但是苗族研究工作還是比較匱乏的，幾乎沒有專門從事湖南苗族歷史文化的研究者。后來想起有一批湖南的學者和我一起參與了那一系列討論，我就想是不是我們這幾個湖南有關苗族歷史與文化研究者可以作為骨干，把對這方面感興趣的、有一定基礎的研究者組織起來，形成一支苗族研究隊伍，并且能夠持續壯大并傳承下去。所以在這個分冊編完后，又參加了一些相關的苗族研究的會議，看到對苗族文化研究較深入地區如貴州等的一些狀況后，就決定在湖南也辦一個苗學會。之后我去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找到了當時的龍再宇州長。他是湖南苗族中很早的一批著名文人之一，當時一些與苗族相關的研討會，都是他帶著湖南、主要是湘西對苗族有深入研究的這批人去參會。所以我就找到他，他知道我的來意后也是大力支持。這樣這個研究會就籌辦起來了。當時大家都希望湖南苗學會辦起來后，能對湖南省的苗族研究發展有一定幫助，也希望借此培養出一支有穩定科研產出的研究隊伍。定下這個事之后，我就開始寫申請，之后就辦了起來，當時的辦公室也隨之放在了省社科院。我們還一起籌備召開了“乾嘉苗民起義一百九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我卸任苗學會會長后，又先后選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長龍文玉和吉首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的院長羅康隆來當，就把辦公室放去了吉首大學。之后辦公室還放在懷化一段時間，后來又放到吉首大學。
問：聽說80年代初，中斷了許久的湖南省歷史學會也是在您的積極推動下重新運行起來的？
伍：是的，當時我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湖南省歷史學會其實成立很早，大約是在50年代就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就停止活動了。82年又開始恢復，那個時候湖南史學界林增平先生聲望最高，就以他為首來恢復湖南省歷史學會。他找到我，我當時正好調到社科院來，后來我配合他將湖南歷史學會恢復起來了。林先生當會長，我當秘書長。林先生去世后，我就接任他當了會長。我退休后，一直到1998年卸任，王曉天副院長就接替我做了史學會的會長。王曉天之后就是湖南省社科院現任副院長劉云波同志接任。就是這么一直傳下來，辦公室就一直在社科院。在當時，確實是我協助林增平先生恢復了歷史學會，歷史學會的所有活動也主要由我籌劃，所以歷史學會的中心，湖南省歷史研究的中心，也就都在湖南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了。我個人覺得這比參與楚學會、建立湖南苗學會的影響更大，意義也更大。這對當時湖南省歷史學科的發展，史學人才的培養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們積極吸收了一批很優秀的史學研究者成為會員，比如說湘潭師院（現湖南科技大學）歷史學科的學科帶頭人楊鵬程，邵陽師院（現邵陽學院）的劉愛文，益陽師專的陶用舒、羅慶康，都被我們吸收進來，慢慢地就把歷史學會發展起來了。各位會員也都有所貢獻，我對他們也非常支持，他們出的一些專著我都會給他們作序，如劉愛文的《六代豪華——魏晉南北朝奢侈消費研究》這本書，就是找我給他寫的序言。當時我花了很大功夫來寫，書確實寫得好，我在序言里對這本書評價也很高。史學會里還有很多研究湘西的學者，出了書也找我作序，比如廖報白的《湘西簡史》、劉善述的《湘西苗族革屯史錄》，也都是我給他們作序向社會推薦。這些都是以歷史學會為基礎做的工作，成就了他們?？梢钥闯?，林先生和我這批人重辦歷史學會對湖南省史學研究的發展、歷史學科的建設、人才隊伍的培養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的。
勤耕不輟，寄語后學
問：請您談談對自己未來學術研究的展望吧。今后您還有什么樣的學術規劃呢？
伍：現在我還正在撰寫一部著作，就是《大湘西稽古錄》。研究對象是整個大湘西地區，涵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張家界、懷化市以及邵陽的城步和綏寧，后面所提的兩個縣實際上也是屬于大湘西，屬于古代的五溪地區。這一大片地方的發展歷史、人文、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很有特色，往往是各代文人喜歡采風、旅游、探秘的主要目的地，有一種神秘色彩，很值得研究。很多人對這片地方是有所了解，而又不是很了解，甚至存在一些誤解，所以我現在提出這么一個研究課題。我有這樣的研究條件，我覺得應該把它寫出來。并且研究湖南地方史也不能忽視湘西地區的研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研究苗族史的過程中，只要涉及湘西地區的資料，我都十分留心收集，完全有條件寫一本全面介紹湘西地區各民族歷史文化的著作，講好大湘西的故事，以便更好地傳承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在《湖南文化史》《明實錄南方民族研究史料》完成之后，最近三四年我都專注在做這本書。這也是發揮我的余熱，將我所有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所得全部貢獻出來，為學科發展，為民族文化傳承再做一點貢獻?，F在該書大致已經脫稿，共計60多萬字，出版機構也基本已經找好了，貴州民族出版社和岳麓書社都表示了出版意愿，都覺得這本書會有分量，能形成一定影響。
問：最后，您對我們后輩歷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有什么樣的意見和建議呢？
伍：當前學術研究的學風有些浮躁，一些年輕人急于求成，做什么事都想走點捷徑，不愿踏踏實實地去做一些基礎工作、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以及調研工作。年輕人做學問不可急于求成，不要想走捷徑，還是應該踏踏實實地做收集、整理資料的工作，做基礎研究工作。我對現在社科院歷史所的年輕學者也有這樣的期望，并且強調要有端正的學風。
然后，我覺得做科研要有敬業精神，要有專業精神，要有追求。我退休以后還在不斷地做研究工作，不斷地出書。我那五百多萬字的專著，有一半是退休以后做出來的。對于我來說，這就是一種追求、一種責任。既然選擇了科研這條路，黨和國家培養我，還給了我這么優良的科研條件，就應該對黨和國家、民族、社會有所回報。盡自己所能，發揮全部潛力，不斷做出應有的貢獻。所以我退休之后又相繼撰寫出版了《湖南民族關系史》《湖南文化史》《明實錄南方民族研究史料》等一系列大部頭書籍。當然，這也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有比較好的身體，要注意保健、注意養生。我現在將近90歲（虛歲88），在我這輩人中，像我這樣還能夠著書立說，還能夠拿出成果的，可能是比較少了，有的去世了、有的身體很差無法持續寫作了。為什么我能保持這么好的身體狀況呢？這和我退休二十多年來的生活安排十分規律有很大關系。在社科院我是著名的“候鳥”，冬天就去更南的地方避寒，去三亞、去廣州；夏天就上山避暑，去南岳、去大圍山，二十多年不曾間斷。這些地方水好、空氣好，保證我的身體在比較溫和的環境里不過分消耗，對老年人的健康很有幫助。同時，也為我繼續寫作，進行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再熱，山中也不會很熱，我還可以繼續工作；再冷，南方也不會很冷，我也依然可以繼續研究。別人一直有個疑問，我全國到處跑為什么還能出那么多的研究成果？其實他們不了解，我正是利用了這些優越的氣候環境，做了很多研究工作，出了很多成果。還有就是我這二十多年一直堅持打太極拳、舞太極劍，每天40幾分鐘，二三十年一直如此。當然，也不要有什么不良嗜好，要合理飲食，注意保健等等。我希望你們年輕人現在開始，也要注意保健，注意身體，注意規律的生活。身體要是垮了，做什么都力不從心，想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這一點也值得你們借鑒，希望對你們有一些參考價值。
主要論著
專著：
《苗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苗族歷史探考》，貴州民族出版社，1992《中國苗族通史》，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初版，2017增修《苗族文化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苗族史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湖南民族志（苗族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湖湘文庫版，2008《湖南通鑒（古代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湖南經濟通史（一、二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
《湖南民族關系史》，民族出版社，2006；湖湘文庫版，2010
《湖南文化史》，岳麓書社，2016
《論評與考辨——史學研究文集》，岳麓書社，2013
《湖湘文化述要（上篇）》，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古籍整理編纂：
《苗疆屯防實錄》，岳麓書社，2012
《楚南苗志》，岳麓書社，2008；湖湘文庫版，2021《五溪蠻圖志》，岳麓書社，2012《撫苗錄、紅苗歸流圖冊》，岳麓書社，2021《明實錄南方民族研究史料（5冊）》，岳麓書社，2021
李 超 男，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歷史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張 凱 男，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歷史文化研究所原助理研究員；
謝 瀟 女，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歷史文化研究所原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